逸佚居

梅瓦爾的國王拉坦‧辛(Rattan Singh)正將阿老瓦丁護送出城門，蘇丹忽然一聲令下，拉坦‧辛便被捉拿來作了人質，一路直架回德里。阿老瓦丁放話，要帕德米妮作交換。帕德米妮委屈求全勉從其意，但別有但書；作為一國王后，排場不能寒傖，她要求700具6人抬的花轎載著她的侍女丫環隨侍，不得任人騷擾，並讓她見丈夫最後一面。阿老瓦丁允其所請，正放進700抬花轎；花轎內坐的卻不是如花美眷，而是最精銳的拉吉普特(Rajput)戰士與諸般器械，加上轎夫近5,000人，突然齊舉兵仗開殺，一路護送國王王后殺出重圍。蘇丹這才回過神，急急調兵追擊在後，拉吉普特人卻分成數小股一路散布，斷後抵敵，每股戰士都死戰不退直至全員犧牲，拖住了德里蘇丹大軍的腳步，終於將國君與王后齊齊送回齊陀爾戛爾城。

穆拉德汗(指蘇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的女兒卡雅蘇丹(Kaya Sultan)星耀般降生後的第六個夜晚，為了慶祝她開始長頭髮，拉加里‧哈山‧瑟勒比製作了一具火箭，帶有七副突翼，用50歐卡(okka，50 okka約140磅[63.5公斤])重的火藥膏發射。在薩拉基里奧(Sarayburnu)岬角俯瞰大海之處，蘇丹親臨現場，拉加里搭上火箭，由他的助手點燃藥捻。竄上雲霄之際他大喊： 『再會！我的蘇丹！我同耶穌聊天去！』

19世紀，拜改變行刑方式所帶來的「方便」所賜，日耳曼、瑞典、挪威與丹麥湧現好些個癲癇病患擠進刑場等著暢飲鮮血的案例。在1731年與1755年，德勒斯登(Dresden)的劊子手都把行刑後死囚的鮮血拿去兜售，而在1802年的美茵茲(Mainz)，行刑者把鮮血灌滿事先備下的燒杯，等著癲癇病人索取。1812年，在漢諾威(Hanover)，一名8歲幼童在家裡傭人的照看下帶去刑場湊熱鬧，親眼目睹婦女們把手帕摁在無頭頸口處飽吸鮮血，以供治療癲癇之用。1814年，在施特拉爾松德(Stralsund)，癲癇病患提著大罐，被騎手領到身首異處的屍體旁盛血滿飲。在1843年的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1844年的滕寧(Tönning)、1854年的弗蘭肯(Franconia)、1857年的漢諾威、1858年的哥廷根(Gottingen)都有癲癇病患提著杯子圍繞著行刑架索要鮮血的案例。1859年，在日耳曼地區目睹行刑、名為Woytasch的學生，看到的是腦袋落地後群眾蜂擁而上、推開維持秩序的士兵、爭把手上瓶瓶罐罐裝滿、白毛巾染紅的奇景。而在1861年的哈瑙(Hanau)，當局則是主動頒發許可證給患者，建議她到刑場喝上三口溫熱的屍血；行刑架旁早聚攏了七八個病患，如飢似渴地將熱血嚥下喉頭，臉上、手上、胸前都是死者的鮮血，遲到的患者則將屍身擺平，從創口倒出鮮血盛滿杯子。直到1864年，柏林的劊子手還在販賣死囚鮮血染紅的手巾，一方血手帕售價2塔勒(thaler)銀幣；而到了1865年馬爾堡(Marburg)還有行刑後生飲鮮血的記錄。

亞歷山大二世的統治相對自由開明，言論審查的尺度較寬，報紙上的輿論圍繞著碟甲艦展開激烈舌戰，篇幅多到出版了兩冊合訂本，到建造里瓦季亞號時波波夫已聲名狼藉。最主要的爭議集中在操船的困難上。據說諾夫哥羅德在河中航行時會偏移，曾一路追撞好些個標示航道的浮標，舵手沒法穩舵，操縱不來。另一項指控則說該船很容易原地打轉。這兩種說法合在一起成為日後最常見的流言，說碟甲艦在河中航行時會不由自主地隨波逐流轉圈圈，轉得船員七葷八素只想吐。另一種版本的波波夫旋轉木馬說道兩舷最外側的輪機馬力不對等，所以總是自轉；這種說法查無實據，但有鑒於碟甲艦經常靠螺旋槳而非舵葉來轉向，也不算是無中生有──船越大慣性越大，碟形船身意味著很難利用流體的阻力改變方向；在只使用舵葉的情況下，碟甲艦繞一圈返回原位需時40-45分鐘。第三個版本的自轉碟甲艦傳說則聲稱只要一發砲，後座力就會讓船身繞圈兜轉；1874年諾夫哥羅德進行火砲試射時確實有這毛病，當時就已設置制動裝置解決缺陷，但醜聞經久不衰，比缺陷更難消除。

人體內的血液既然蘊含著靈魂，在巫女與惡魔定交的儀式中人血便是重要的媒介；成為女巫的第一步是與魔鬼簽下契約，儀式上魔鬼會將他的獸掌放在女巫額頭上，吸走受洗時獲得的庇佑，同時還會要求女巫用自己的血簽下合同，將靈魂交給惡魔。魔鬼還會在女巫身上抓咬、穿刺、吸取血液並留下疤痕，作為惡魔的印記；印記永不磨滅，因此總藏在人體難以發現之處，好比說私處或胳肢窩。吸取血液正意味著攫取靈魂 。一般來說約簽好血吸完便儀式定終身，不會重複吸血；不過這是歐陸上的惡魔，不列顛島上的惡魔有自己的玩法。

在本文所討論的時代範圍中，西方在15世紀結束以前、中國在明朝結束以前，拋石機一直與火砲並存 ；但西方流行的拋石機，與中國也有顯著的不同。對重式(counetrweighted)拋石機，也就是所謂的「襄陽砲」、「回回砲」或者「西域砲」，雖然在宋末元初的襄陽圍城戰中已登場過，但總的來說記錄不多，兵書幾乎都不著錄，重要性遠不如傳統以人力拉拽的拋石機；相對地對重式拋石機在西方的使用卻更廣泛、更重要、記錄更多。關鍵在於，人力拋石機能拋射的砲彈重量有限，很難超過200磅(91公斤)，對重式拋石機卻能夠拋射重達1噸的石彈 。說到以重彈破壞石牆，對重式拋石機的威力並不亞於火砲。 相對地，既然石彈對夯土牆無用，如前所述，宋代以來中國拋石機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以火力覆蓋城上、壓制守軍，這一來調整射程的能力，以及發射頻率等因素，就比彈重重要得多──對重式拋石機以絞鍊等裝置將配重絞至定位後，瞬間釋放位能轉換為動能，才將石彈拋出，每打出一發砲彈就得重新絞高配重，射擊間隔就很難縮短。相較之下，人力拽砲的射速就快得多；1147年里斯本的圍城戰當中，100名十字軍英國士兵輪番操作2門人力拋石機，10小時就拋射了超過5,000發石彈──差不多是每7秒1發 。顯然這才符合火力密集覆蓋的需求。此外，對重式拋石機雖然也能增減配重來調整射程，但射擊間隔長這點就已經注定調整不是即時的；人力拋石機卻只要增減拽砲人數便可增減射程。換言之，人力拽砲更有利於打擊射程內一整條線上的目標，只打擊定點的話對重式拋石機才比較合適。正如同中原的火砲發展是延續人力拋石機的作戰特點，西方發展出重型射石砲，也是為了承接對重式拋石機拋射重彈的任務需求。

劉廷璣在清初寫道：「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為偽券，以脫騙人者。經年墨消。但較之真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恐投柬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龜尿寫字之法，遂書刺進見。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朽無跡矣。二事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