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與食性繁雜的人不同，馬吃草要挑剔得多，攝入低品質的牧草可能引起馬匹腹部絞痛、便秘甚至青草病(grass sickness，一種影響中樞神經的疾病，非常致命)。不但草亂吃會生病，習慣食用的牧草突然改變，甚至將新鮮的牧草突然換成乾草(乾草比起鮮草大量缺乏維生素與礦物質)、又或者天氣劇變也會造成青草質變，都有可能使得馬匹食用後腹痛如絞。突然改變食物的品質(無論變好變壞)是為大忌，而細心的餵養者還得留意不同個體的特殊需求 。

毘舍耶那伽的五萬支火箭(rocket)與火炮齊射，首先打響了戰鬥。穆斯林左翼庫圖沙的果康達部隊裝備最差，甫開戰便被逼後撤，但勉強穩住了陣腳。右翼阿迪沙與提盧摩勒的交鋒甚為鐵血，提盧摩勒一目中箭；碧佳普爾戰士初時也被壓退，但憑著馬弓手且馳且射輪番迭放，三小時後耗盡對手戰力，將其逐退。在中央，兩千穆斯林騎射手且戰且退，將羅摩．羅耶引誘到砲口前；馬弓手陷入劣勢便退入炮列間隙，銃炮接著無縫開放犁出屍山血海，拉鋸戰持續了三小時。羅摩．羅耶戰前誇下海口，說道尼贊沙可以殺，但庫圖沙和阿迪沙得活捉，他要養在鐵籠裡；此時戰局膠著，羅摩．羅耶讓人轎抬著親上火線，撐起羅傘灑滿金銀珠寶坐於寶山上，將士有功隨時給賞。毘舍耶那伽戰士抖擻精神猛撲而前，穆斯林炮手卻早有準備，將銅幣(南印度的銅幣質地厚實不怎地扁平，被稱作寶塔[pangoda]，當炮子用反而很有殺傷力)整袋整袋填入炮膛，覷近齊放，一瞬間據說擊殺了五千人；作為預備隊的七千穆斯林精銳騎兵躍出炮列，乘勝直殺進毘舍耶那伽象馬群裡。混戰中羅摩．羅耶正乘轎轉移陣地，突然尼贊沙的戰象衝來將他一鼻子卷走，直捲回阿合美納嘉的胡賽因．尼贊沙一世跟前；尼贊沙這廂有禮，詢問道龍體是否無恙，羅摩．羅耶並不打話，挑釁地把手指了指自己腦袋。身旁的穆斯林將軍大喝道「羅摩．羅耶的大軍被他的『乾兒子』阿里．阿迪沙擊潰了！…事不宜遲！」便將羅摩．羅耶斬首。葡萄牙人則說是尼贊沙親手將羅摩．羅耶砍頭。

1649年2月，4個團的荷蘭士兵共3,060人，在250名海員、200塔普亞印地安人的翊衛下出城突擊。梅涅西斯正面迎擊，葡萄牙前鋒300、次峰300，左右翼各有黑人兵330、印地安勇士320，主力1,350人在後掠陣，2月18日雙方於瓜拉拉皮斯再度交手。荷蘭人在烈日下列陣待命，故意露出破綻，樹蔭下的葡萄牙人卻絲毫不為所動；正當荷軍調整陣列，打算進一步上前挑戰時，斜刺裡卻殺出兩分隊(squadron)葡萄牙騎兵衝入陣列缺口。梅涅西斯見機不可失，揮師投入預備隊直插荷軍陣中，經過2小時肉搏混戰後荷蘭人大敗虧輸，火炮輜重全拋下，陣亡多達927人，負傷89人，428人遭俘，堪稱17世紀荷蘭人經歷過最致命的戰役。葡萄牙陣營僅陣亡45人，245人負傷。

雙方正式接戰，荷蘭艦隊才發現對手是原來預估的兩三倍，紛紛退縮到戰團之外遠遠發炮，只有提督、副提督的座艦加上其他兩條船共四艘衝入敵陣。歐肯多見對手區區四艦也敢衝來，頗為驚詫，一面下令以偃月陣接戰，一面領著座艦便與敵方旗艦捉對廝殺──由於前述荷蘭人的雙艦編組，實際上是以一敵二。荷艦接近到極近距離才同時舷側齊射，接著丟出繩鉤短兵相接；圍觀眾船怕誤傷友軍不敢發炮，雙方旗艦則攀舷肉搏，在彼此炮口互相接吻的近距離下開炮一回又一回，從早上10:00直交火到下午4:00。西班牙的旗艦被打到幾乎只剩架子，傷亡250餘人，勉強載浮載沉；但荷軍旗艦也著了火，火勢越發猛烈，歐肯多見狀便下令狙擊手專打救火的敵人。本有機會取勝的帕特眼睜睜看著局勢逐漸逆轉，自己人卻還在觀望，激憤之下一直混戰到自己的旗艦沉沒，他也全身著甲、腰纏戰旗溺斃波濤之中。

在一名為鐸斯特‧白格(Dost Baig)的砲兵老將襄助之下，迦那伐提太后麾下的士兵節節後退，就不與敵接戰；地形者，兵之助也，迦華爾境內從海拔302公尺拔地飛昇至海拔7,544公尺的險峭山勢就是敵人最大的障礙 。隨著蒙兀兒的步騎大隊越發深入，迦華爾的隊伍切斷了對手後方的交通線，在首都左近擊退客兵，於是僅憑千餘人就將敵軍前後阻斷，不得進退。如前所述，山區的困難地形不僅僅是士兵得克服，還考驗進攻方的後勤能力；一旦後路受阻，馬步三萬的胃集合起來的無底洞忍不了多久便發出虛空中迴盪的乾嚎。蒙兀兒主將納賈巴汗(Najabat Khan)遣使請和，希望迦那伐提太后網開一面放他們一條生路。太后也不願多事殺戮，但強敵來犯，更沒有輕易叫他全身而退的道理；討饒可以，總得留個教訓長點記性。迦那伐提太后提出條件，侵入者可以走，但每個人的鼻子她要了，得留下。

從春秋至戰國，戰爭的規模、持續的時間都不斷增長，列國的應對方式不外乎增加參戰的兵員，一開始整理清楚有服兵役特權的國人尺籍，擴大國人參軍入伍的比例。國人的兵源被開發殆盡後，則開始吸納原本不擔當卒伍的野人，先要求野人負擔兵器整備，如晉人「作州兵 」、魯人「作丘甲 」，接著便是將野人納入卒伍，國、野之間的界線也因此逐步消弭，進入編戶齊民的時代 。徵召的兵源從國都擴及到郊野，對幅員不廣的中原列國來說有兵力集中的好處；但對楚國來說，單純把郢都周遭的野人通通徵入伍，應對漫長國境上的威脅便顯得緩不濟急。楚國的辦法不是將徵召兵源擴及於野人，而是擴及於別都(國都以外的大城)、擴及於被征服他國的國人，將這些邊境的都邑設為「縣」，將其中的原住民國人納為己用。徵兵範圍未擴及野人，不但使得增加徒卒、以長矛列陣的辦法沒有實現的條件，也實質維持了國人相對於野人的優越地位，助長了身份意識和貴族的氣燄，使得吳起在楚國的改革難以推動，最後還因貴族反撲身亡。  

1887 年以來職掌政壇、大權在握的首相弗朗西斯科 ‧ 克里斯皮 (Francesco Crispi) 原本是個和平反戰的左派反對黨，但一旦政權在手，當家方知柴米貴，才恍然覺悟海外擴張正是拯救飄搖政局的一帖靈丹妙藥。在義大利人的支持下，原本就只是在名義上臣服衣索匹亞皇帝、實質上和義大利人眉來眼去、為了換取義大利人的槍砲保持中立、統治索阿的曼納里克 (Menelik of Shoa) ，在內戰中脫穎而出，成為衣索匹亞新一任萬王之王。作為回報，在 1889 年簽訂的烏恰爾條約 (Treaty of Wuchale) 中，曼納里克承認已被義大利實質占領的厄利垂亞主權歸屬義大利，而義大利不但要承認他的衣索匹亞皇位，還要保證槍砲彈藥的供應。登基後曼納里克二世才發現這條約不單純 ── 在爭議的第 17 條中，衣索匹亞的阿姆哈拉語 (Amharic) 文本裡頭寫道，衣索匹亞可透過義大利進行外交活動，義大利文本卻把義大利的外交管轄強制寫死，衣索匹亞形同保護國，歐洲出版的地圖上明白標示著「義屬衣索匹亞」。當曼納里克二世向列強通告登基大典即將舉行時，他得到的回報是，既然衣索匹亞是義大利的保護國，他們不應該越過義大利單方面搞外交。

行軍打仗可不是處處有「酒家、屠戶、廚行」能夠伺候，呂坤也說「攻圍屯聚處所迫近城市集鎮，不妨賃住鄰街上房及沽買酒肉、糴置米麥果菜」 ，但離開繁華市井糧秣只能自帶，是沒法像梁山好漢那樣大碗酒配大口肉。實際上，為了避免軍民發生糾紛，呂坤是禁止軍士、「不許就食於集鎮」的；即便駐軍於集鎮附近，一般時候的伙食也只是每十人每天「每桌小米乾飯一斗盆、鹽菜一大盤、又一桌蒸餅一百箇」，除此之外便是「備熟水百十缸」、「飲水各就本號缸桶」。畢竟「非三五千家之市，不可結萬軍之營」，普通市井儘軍士敞開肚皮去吃是會吃垮的，平時得將就粗茶淡飯把肚皮騙飽。

明末的農民戰爭範圍遍及中原數省，又多是人口較密集的地區，「農民軍」本來就多依附的飢民、流民、難民，「流寇」又經常驅使這些老百姓到第一線去替死擋刀，戰爭所影響的人口數遠多於西南一隅；而明軍儘管不乏殺良報功的惡習，所獲首級數平均起來卻也比奢安之亂時多不了多少，更遠低於播州之役。之所以如此，和農民軍的流動作戰是脫不了干係的。

軍役改革為土耳其貢獻了龐大的兵源： 21 萬常備軍、 19 萬後備軍與 30 萬地方民團。作為比較，依靠募兵的湘、淮軍，在其全盛時期全軍也不過十數萬人──儘管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清朝人口總在四億左右，而 1872 年鄂圖曼帝國的人口最多不超過 4,000 萬，這 4,000 萬扣掉已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埃及與巴爾幹半島諸領國，伊斯坦堡實際掌握的人口僅有 2,300 萬。換言之，僅僅靠著略多於清朝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土耳其就維持了一隻兵力不下於清廷的正規部隊。鄂圖曼帝國的官僚隊伍也經歷了爆發性的成長； 1770-90 年間，政府中的書記員不過 2,000 人；但是到了 1870 年代以後，行政官員暴增為 35,000-70,000 之間。這個數字甚至遠遠超過了清朝： 1700 年，清朝的官員人數為 24,150 ，到了 1850 年也還只有 26,355 名。財政收入的增加幅度也是土耳其遠勝於清朝。 18 世紀以前，鄂圖曼帝國的財政收入極少超過 500 噸白銀，但到了 19 世紀後半葉，不但一舉突破 1,500 噸，甚至一度超過 2,000 噸，翻出了三四倍以上。相較之下，清代的稅收換算為銀的重量，不過成長為原來的兩倍──從道光以前的四千多萬兩 ( 約 1,500 噸 ) 成長為光緒以後的八千多萬兩 (3,000 噸 ) ， 20 倍人口只帶來兩倍不到的收入。

滿清、沙俄在亞洲的遙遠邊疆上彼此間你來我往、互有勝負，打得煞有介事，簡直有惺惺相惜之慨；但另一廂，彼得大帝統治之下力行西化的俄國，和歐陸列強間的交戰卻打得奇醜無比──北方戰爭(1700-1721)打響，俄軍出師不利，1700年的納爾瓦(Narva)之役中瑞典人僅有八千，卻大敗有兩萬三千人、三倍數量優勢的俄軍 。對手不經打，瑞典人的目光轉移到波蘭、薩克森，彼得大帝則苦哈哈的砍掉重練，憑著數量優勢在波羅的海沿岸一點一滴的累積經驗。儘管在1709年的波塔瓦(Poltava)之役中彼得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徹底擊垮瑞典人靠的還是優勢兵力(四萬餘俄軍對上不足兩萬瑞典軍)、火力(瑞典軍僅有4門火砲，俄軍則有102門 )與防禦工事(多虧了瑞典人配合頭皮一硬牙關一緊正面硬扛)。俄軍在「西線」如此不濟事，對比起在「東線」打得你來我往的俄、清兩「強」，不禁令人好奇後者是不是在過家家。

一般說到日本戰國時代的作戰編制，典型的提法是以千人左右的「備」為基本單位，其下再依兵科(兵器編裝)分為數十人為一組的鐵砲組、弓組、長柄組、騎馬隊等等；各組由鐵砲足輕、弓足輕、長柄足輕組成，分別持用鐵砲、弓、長柄槍。這樣的概觀言而未明的是相對於武士，足輕在戰場上的抬頭，隱而未言的是足輕作為武士階層的一份子被固化於階級中的過程──在西方早期近代的歷史脈絡中，火繩槍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為它使得騎士的地位受到平民小老百姓的挑戰 ，從而削弱了小封建領主的勢力，為專制主義(或譯絕對主義)國家的誕生奠定基礎，從而產生歐洲的近代。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同樣的火繩槍卻沒有在日本引起一樣的轉化，結果產生的卻是以(仍未脫領主封建的)幕藩體制為基礎的近代日本，產生兩者間差異的緣由頗耐人尋味。

假設一支部隊有兵萬人，馬三步七 ( 明末常見的比例 ) ，那麼這支部隊每日消耗掉的 600 石糧秣當中，米糧是 150 石、草料則為 450 石，牲口的消耗就占了四分之三以上。一個月就要消耗掉糧秣 18,000 石，需要牛車 6,000~1,500 輛，或者騾車 1,500~360 輛，或者人力車 9,000~3,600 輛，或者運夫 60,000~45,000 人、或者騾、馬 12,000 匹、或者驢 18,000 頭、或者駱駝 12,000~6,000 峰來載運。        相對的，如果後勤提供的不是糧秣而是銀錢，負擔會大幅度減低 ── 以部隊萬人、馬三步七，步兵月餉銀一兩、騎兵月餉二兩計，一個月得支付士兵萬人 16,000 兩白銀。而一匹馬可以駝載白銀五六百兩， 16,000 兩白銀， 32 匹馱馬、百餘人護送足矣。

四億中國人口所撐起的清代財政，在規模上竟然只有英國的四分之一；而中國的人口(1841年，官方統計為41,281萬 )卻是英國 (184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為1,591萬 )的二十五倍──每個英國人貢獻給英國國庫的稅金平均是每個中國人的一百倍！

滿之章所設計的載具不但獨樹一幟，而且從簡略的傳文看來，與王徵一樣，他也很熱切的想將自行車軍用化，甚至能搭載火砲以為戰具。有明以來製造戰車搭載火砲的構想一直非常盛行，但以蒸氣(或者火藥)作為戰車動力的發想，恐怕只有滿之章一人嘗試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無來者，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其發明太過先進，超出當時工匠普遍的技術水準而難以流傳，另一方面也和滿之章最終殉國，身後無傳人，相關著述也未能流布有關。順治九年，得到永曆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僉都御史、總督江北五省恢剿」的滿之章，名不副實的帶著四十多人突襲寗海州城南門，被清守軍直接殺敗，人則直接被活逮，死於獄中。在他的最後一役中，並未能見到什麼奇技淫巧神兵利器發揮扭轉乾坤的奇效，就這樣又翻過了中國技術史的另一頁。

沐浴在風霜雨霧雷雹當中，耳聞許多靈異，親歷種種巧合，似乎讓前線將士感到與其角鬥的不僅僅是現實中的敵人，同時也在進行著一場超現實的攻防。首次金川之役中沒請來終南山道士的五雷法，二次金川之役倒是請來西藏黃教僧侶來與紅教喇嘛打對台，「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前藏後藏聚集喇嘛四萬餘眾，諷經百日，以彰 天討所加，人心無不效順」。但是應對紅教喇嘛妖術，還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更為絕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