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永曆六年(1652)，李定國在攻陷桂林、逼得孔有德自焚後，又在衡陽誘敵深入，擊殺清軍主將敬謹親王尼堪。這兩場勝利之難得，不禁令黃宗羲評價道「逮夫李定國桂林、衡陽之戰，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李定國藉以取勝的正是交槍的伏擊戰術： 「十一月三日，大清敬謹親王兵號十萬，至衡州。定國遇河上，甫接少卻，親王恃勇，舍大軍而追，定國設奇，(敬謹)擣中堅，過險伏發，交鎗起害，親王軍遂潰。 」 「朝廷命敬謹親王尼堪將十萬眾拒之，戰於衡州城下，相持四晝夜，定國敗走，而敬謹親王為交鎗所中，沒於陣」 。

金屬製的盔甲雖然能夠硬扛金屬刀劍，但並不表示披甲武士就被保護得很好；金屬在傳導熱能時的效率可高了，這也意味著全身穿戴盔甲，那可是嚴冬更寒炎夏更暑的苦差事。因而臨陣之前才著甲是通例，在滿州人來說全身披掛還有馬駝負載，不必死扛；明鄭陣營也得要雇募挑夫來挑帶，否則即便是精選的勇士，長途全程披甲還是不能忍。而戴面具還有比其他護具更大的麻煩：阻礙呼吸、降低氧氣交換的效率，加劇全身披掛以後的負擔令人感到窒息。所以這也就是鐵人鐵面的下場了。

明清易代之際、以及後來的三藩之亂，雙方交戰的地點就在中原左近，明鄭用兵的沿海一帶、三藩之亂時雙方僵持的洞庭湖附近，都是水運便利的場所，重型的紅夷砲有了用武之地，數量也就大幅增加，往往以百計。好比說順治二年(1645)清軍進攻南明的弘光政權時一路招降，繳獲的紅衣砲就有120位 ；順治五年(1648)李成棟投明反清時，從廣州帶去進攻江西贛州的紅衣砲也多達一百位 ；順治七年(1650)宜爾德在舟山擊敗明鄭陳六御的水師時，繳獲的紅衣砲也有164位 ；順治十三年(1656)，鄭成功的麾下黃梧在海澄投清時，城中的紅衣砲更多達二、三百位 。 不過，中原底定之後，清代的戰略環境也變得同明代相似，主要大敵準噶爾僻處西北，遠在大漠以外，別說沒有那些道路經得起數百門紅夷砲的蹂躪，後勤上也經受不起大量役畜的消耗。從清代的圖像資料中我們可以瞧見，耐得住大漠中挨餓的駱駝才是馱載大砲的主流，連馬騾都少見。

戰馬當中最倒楣的是宜爾登(卷142)的座騎，松山之戰中的陣亡率超高： 「…宜爾登深入敵圍，奮力以戰，身被三傷，所乘御廄馬，中十八傷死，又換馬入敵，為中八傷死，又換馬，馬又中五傷死。凡四敗敵軍。…」 好在最後擊敗敵軍，否則怕是馬不夠死。

與明代人所想像的相反(或許也與現代許多人所想像的相反)，晚明與明兵交手的女真人，或者說是努爾哈齊麾下的建州女真，其得意戰技不僅僅是騎射，下馬步戰更是一絕。徐光啟說：「奴之步兵極精，分合有法；而談東事者但以為長於弓馬而已。總由望敵先奔，至於今未能知彼故也。」

明代的女真部落與中國北方歷來所謂的「游牧民族」不同，他們生活的環境山林繚繞，經濟活動以耕獵為主，畜牧業反而沒有同時期的蒙古發達。三大女真(野人、海西、建州)中的建州(即後來建立清朝的滿洲)女真尤其如此： 　　「建州於東方夷部獨居中，據要害。…其地阻萬山，林木蔽天，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騎不得成列。大抵女直諸夷并忍詢好鬥，善馳射，耐饑渴；其戰鬥，多步少騎。建州尤負固，解耕紉，室居火食，有華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