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17世紀後半也是加勒比海盜(buccaneer)極度猖狂的年代 ；這些由英國、法國、荷蘭海盜與冒險家組織的艦隊專以襲擾西班牙艦隊、殖民地為務，以牙買加等地為基地。而牙買加的對面正是摩斯基特海岸，兩地間的海道不但是西班牙運送美洲財富的艦隊必經之路，複雜凌亂的大小潟湖、淺灘、島嶼、暗礁也意味著護航艦隊得分散航行，最適合伏擊。而對海盜們來說，摩斯基特印地安人更是值得拉攏的好夥伴──首先海岸邊的摩斯基特人熟諳水性，習於出海漁獵，是很好的水手；再說複雜的島礁灘岸也更適合印地安人的獨木舟穿梭，吃水深的大船若要勉強航行，更少不了摩斯基特人引水導航。其次，開始與歐洲人接觸後摩斯基特人不但學會了使用火器，而且精熟，頗有準頭。於是摩斯基特人常常在海盜船上一待就是一兩年三四年，除了領受鐵製工具當報酬，好多還學會了英語或法語。而不帶種族偏見的摩斯基特婦女則可以撫慰船員們的寂寞，不給錢但須以鐵器支付，儘管英國人比法國人更受歡迎，原因據說是法國人老喜歡對印地安人妻出鹹豬手。

此時法拉古的海軍封鎖艦隊已經與內河的兩支水師──戴維斯(Charles H. Davis)的西部艦隊(Western Flotilla)和埃萊(Charles Ellet Jr.)的撞角艦隊(Ram Fleet) ──會合。就在阿肯色號前往維克斯堡的水路上，依次羅列著撞角艦隊的撞角艦4艘、法拉古的遠洋艦8艘、 西部艦隊的淡水鐵甲艦5艘。面對敵人的三千水兵、三百艦砲，伯朗艦長麾下孤艦上的兩百人員、火砲十門經過一小時多的纏鬥，不但兩名引水雙雙陣亡，三分之一的乘員也失去戰鬥能力，原本輪機運行所需要的120磅壓力現在也只勉強回到30-40磅，鍋爐艙內溫度高達華氏120-130度(攝氏49-54度)，航速卻勉強只有一節。

1862年6月6日，北軍出陣，鐵甲艦一字排開橫跨河面，為了在湍急的流水中保留舵效──流速達到了每小時4-5英哩(6-8公里)──、維持陣列、保持機動，鐵甲艦面朝上游，船艉對著敵人。蒙哥馬利則將他的棉甲艦分為兩路縱隊，逆流迎擊。雙方正在排陣，孟菲斯市內的市民們越來越確信今日必有一戰，危崖上的圍觀群眾越聚越多，大約有15,000至40,000人之眾，幾乎全市都在等著好戲開鑼(1860年孟菲斯市人口剛剛超過22,500)；大部分同情南軍的市民都以為棉甲艦又要大破北軍。 

會戰主角的兩艘先行者分別奠定了此後南北雙方鐵甲艦設計的基調；南軍建造的其他鐵甲艦幾乎都是較小型的維吉尼亞號，而北軍的鐵甲艦後續幾乎就是放大改良後的莫尼特號。莫尼特(Monitor)於是不再是一般的船名，北軍所有同一類型的淺水鐵甲艦日後都被歸類為Monitor。淺水鐵甲艦(Monitor)的「成功」不但為設計者愛立信帶來巨大聲譽，還在全國掀起了「鐵甲艦狂熱」(Monitor mania)，圍繞著各種神話傳說持續至今經久不衰，在當時不但從歇斯底里的入侵恐慌中拯救了北方聯邦，還被公眾視為決戰致勝的超級兵器，傳頌之中不乏終結英國海上霸權的呼聲；再後來淺水鐵甲艦也被視為現代的象徵、美國特有的創新進步的象徵，加強了美國人固有的技術先進、富有發明天賦的想像。流行文化中不乏以鐵甲艦為題材的歌曲創作，而Monitor一詞也成為時尚語彙，凡是堅緻不屈難以侵犯的事物都被叫成Monitor。愛立信本人則被迷思化、聖徒化，成為日後美式刻版印象中移民工程師的樣版源頭之一 。

千日戰爭是19世紀以來、哥倫比亞史上傷亡最大的內戰，大約有八萬至十萬人喪生，而當時全國人口不過四百萬 。戰後哥倫比亞更是瘡痍滿目。物價狂飆，1901年的食品價格六倍於戰前，1904年又再翻三倍；鐵路與河道運費分別漲了37倍、27倍，騾運則漲了56倍。同時期平均工資卻跌了三分之一，二十年後才恢復到戰前水準。貨幣貶值更是厲害，通貨膨脹了兩百倍，政府連印紙鈔的紙都用完了，一度將幣值印在糖果包裝紙上。與經濟災難一同到來的還有國恥。戰後恰好一年，由於美國的軍事介入，巴拿馬獨立，而哥倫比亞完全無力阻止。

第二次色米諾爾戰爭是美國史上打得最久的印地安戰爭，前後長達七年(1834-1842)，同時也是耗費最大的印地安戰爭，戰費多達3,000萬至4,000萬美元，比聯邦政府一年總預算(2,500萬美元)還多。既是令美軍付出最多傷亡的印地安戰爭──美軍死亡1,466人，其中328人死於陣上，其他則死於疾病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傷亡率14%；而前後參與過戰爭的正規軍、民兵、志願兵超過了40,000人──，也是最不得軍心的戰爭，可能僅次於百年後的越戰。幾乎所有留下文字紀錄的軍官都質疑這場戰爭的必要性，不單是因為佛羅里達的大片沼澤地是否值得搶佔啟人疑竇，還因為亞熱帶叢林中的游擊戰距離拿破崙時期薰陶出的、想像中的恢闊戰場、勝利榮耀太遙遠。這種幾乎談不上軍功、沒有升遷榮景的戰爭吹起了戰時美軍軍官的辭職潮，僅僅在1835-1837年之間辭退的軍官就超過200人，相當於整個軍官團的18%。至於討伐軍的總指揮官更是年年更替，造就了雲集將星個個鎩羽而歸的「盛況」；前後七次主持大征的主帥：蓋因斯(Edmund P. Gaines)、史考特(Winfield Scott)、柯爾(Richard K. Call)、耶蘇普(Thomas Jesup)、泰勒(Zachary Taylor)、亞美士德(Walker K. Armistead)、沃斯(William J. Worth)輪了個走馬燈似的，差點把美軍最高階將官都輪替完了──蓋因斯、史考特、耶蘇普都是主將(major-general，今譯為少將)，而當時全美軍軍階到此的不過四位。日後在美墨戰爭中大放異彩的史考特與泰勒 ，在這場戰爭中也碰了一鼻子灰，不是被免職就是主動請求調職 。別一種意義上的損兵折將。

在德國的軍隊、戰艦支持之下，眼看就要武力統一全薩摩亞，使得英、美商人越發感到不安；到了1887年，薩摩亞實際上成了德國的保護國，為了對抗駐軍日益增加的德國、抵銷其影響，英、美也開始派出軍艦駐港。1889年3月間，三方艦隊之間劍拔弩張，已經對峙了幾個月，德國的鐵殼護衛艦(corvette)Olga號(排水量2,387噸)領著兩艘砲艇(gunboat，分別為Adler號[1,024噸]、Eber號[723噸])，與美國的三艘戰船(分別是木殼護衛艦[frigate])Treton號，3,900噸；風帆小戰船[sloop-of-war] Vandalia號，2,033噸；砲艇Nipsic號，836噸)抗衡；英國則派出一艘護衛艦(corvette)Calliope (2,770噸 )一旁監視，隨時準備介入。阿丕雅港，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港內，擁塞了總計12,673噸的戰船。 緊隨密布的戰雲背後而來的，卻是積雨雲。3月15日下午2:00，氣壓計降到29.11英吋，天氣已經壞到該離開港灣避風頭的時節，三國艦隊卻還在港內對峙；到了傍晚6:00，天空已是一片漆黑，一點微光透射出強風暴雨，颱風來了。

約瑟夫酋長的千里轉戰傳奇：連同老弱婦孺在內不過七百多人，戰士兩百多人的一支孤軍，在113天內橫跨2,620公里的距離，一路上與數量、兵器優勢的敵人作戰，先後被四支不同縱隊共約1,800名美軍圍剿，在幾乎所有交戰中不是擊敗對手、就是成功逃脫包圍，卻在最後距離邊境僅僅65公里的地方功虧一簣，未能逃出生天。這是美國史上征戰距離最長的一場大追逐戰。美軍總計陣亡112人、負傷132人，占全軍13% ；而涅茲珀斯戰士則戰死了70多人，另外還有50多名非戰鬥人員死亡。

激戰發生在3月的Crête-à-Pierrot，在德薩林的率領下，1,200名黑人士兵據守著陣地，與2,000多名法軍連續對峙20日(3月4日-24日)。原本是奴隸的德薩林恨白人入骨，他背後遭白人鞭打的傷疤令他難以忘懷過去，而他麾下的士兵也跟他一樣同仇敵愾，在補給不濟的情況下噙咬鉛彈，權且緩解飢渴，唱著共和國戰歌給自己打氣，令好些法軍士兵跟著懷疑自己究竟是為了自由平等而戰，還是與自己深信的價值對著幹。法軍最終還是壓倒了黑人的防禦，儘管傷亡慘重──陣亡者竟超過2,000人──但似乎沒能重挫黑人的士氣。德薩林用土裡土氣的克里奧爾語(Creole)對他的軍官們喊話道： 「拿出勇氣，拿出勇氣！我告訴你們，法國人在島上撐不了多久…他們會開始得很猛烈，但很快就會被疾病給拖慢，然後像蒼蠅成片地死掉。我說了，聽好：假如德薩林向他們投降一百次，他就會背叛他們一百次…我們要騷擾他，我們要戰他，我們要燒掉他們的莊稼，然後我們躲在他們找不著的山坳裡。他們在這國家撐不了多久，他們得要離去，然後，我要給你們獨立。」

德克薩斯州脫離墨西哥「獨立」兩年後，禍不單行，1838年，又一支侵略艦隊前來，占據了墨西哥最重要的聯外港口委拉克魯斯。入侵的次數多了，平民老百姓對於眾多入侵者的印象不禁都重疊含糊了起來，先喊起「打倒猶太人！」的口號，後來又改成「打倒(盎格魯)薩克遜人！」這都猜錯了。派出艦隊的是法國，為的是墨西哥1828年的動亂中打砸搶法國人的商鋪，索取賠償來著；清單上列出應賠償的損失包括一家糕餅店，當時被酒足飯飽撐著了的墨西哥軍官給搗毀。墨西哥人笑稱這是為麵點師討公道，故曰「點心戰爭」(Pastry War)。

西班牙畫家Antonio Fabrés筆下大舉義旗的神父伊達爾哥。旗上的神祇是瓜達洛普(Guadalupe)的聖母像，向來被視為印地安人的守護神；白人崇拜的則是洛斯瑞米蒂阿斯(Los Remedios)的聖母。因此當起義軍抵達墨西哥城時，雙方便抬出各自的聖母迎戰。 

沃克的一生只有短短的 36 年，但這 36 年寫成履歷表可不得了。 1824 年出生於田納西州， 14 歲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 Nashville 大學畢業，之後又遍訪歐洲，遊學海德堡、愛丁堡、巴黎等大學；回國後就讀費城大學， 19 歲時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開始感到厭倦的他棄醫從法，前往紐奧良學習法律並開始實習，但律師生涯遠不能滿足他，接著又拋棄法律事務，執筆接連辦起了幾家報紙；在新聞與法學職涯來回擺盪的中間，他穿越西部前往加利福尼亞，與人進行了至少三次決鬥，其中兩次都身負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