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有鑑於南面朝鮮軍的主力也是高大的板屋船，不利短兵相接，日軍首要的突破方向自然是位於北面、大部分船隻較卑矮的左翼明軍水師──但鄧子龍率隊來救的這批明軍並不好惹。葡萄牙耶穌會士羅德里奎茲(Francisco Rodriguez)曾經留下文獻，以小西行長陣營的視角紀錄慶長之役後期事件，原始來源應該是日方的史料。據其所言，明軍船艦不但也外置鐵刃長釘，船緣也以厚板加固；這或許是仿效朝鮮的龜船，儘管明初戰船已經有鋪設鐵板的紀錄 。明軍還裝備了大量燃燒性火器，包括火藥壺、令人目盲的煙霧彈以及緩燃放射煙焰的噴筒。當日軍的火繩銃壓制、接著倭刀肉搏完全控制明軍戰船時，餘下明軍便將戰船引燃，同歸於盡──明與朝鮮的史料或說「鄧子龍船火起，一軍避火驚擾，賊乘之殺子龍，燒其船」 、或說「不期後船用火器失手，反打鄧船，蓬檣俱着，我兵竄伏在一邊，被倭乘勢登舟，將鄧副將及家丁皆砍死 」，但從耶穌會士的紀錄來看，也有可能是預期戰況不利而自焚 。陳璘雖救之不及，火攻卻有樣學樣，「都督(陳璘)搖鐸收軍，船中寂然無聲。賊疑之，稍却。(明軍)天兵從高散噴筒於賊船，風急火烈。賊艘數百頃刻煨燼，海波盡赤 」。據耶穌會士羅德里奎茲所言，日軍被焚的船隻約有七十艘。

鳴梁海峽內外的寬度僅約1公里，其中最狹窄處兩岸間隔才300公尺，最淺處水深只有1.9公尺，峽窄流急，海流的最大流速甚至上看11.5節，產生的巨大海濤聲在20里開外都得以耳聞，故有鳴梁之稱 。不但險要，流速之快也意味著，不熟悉海流潮汐變化的水手很難讓船舶逆流而上通過瓶頸。畢竟在依靠人力或風帆的時代，16世紀地中海划槳船(galley)的航速至多不過是7節，最快航速最久只能維持約20分鐘，一般只在3節左右 ；而19世紀以前西方風帆戰艦的航速，一般也就是5至6節之間 。韓國的戰船不外如是，韓國學者的研究便認為龜船的平均航速為3節，最快航速介於6至8節間 。(圖為2014年金漢珉導演作品《명량》的電影海報)

壬辰倭亂中金時敏死守晉州，靠得就是「多造蒭人，彎弓持滿，出沒於城上」。不過朝鮮人的對手造起假人來，也一點不遜色；同樣在晉州，圍攻的日軍也是「作三層假面蒭人，次次登梯，以誑我(朝鮮)軍」 ，晉州攻防戰竟成了造假大賽。不用說日軍的假人也用在自己的防守上，好比說劉綎進攻順天城時遇上的那些 ；不過靜態防禦之外，叫人嘆為觀止的還是日本人偶「主動」進攻的能耐，李德弘說到日軍用兵，要是兵少，「則前設芻人，編以大索，動搖如生，眩亂人目，然後突入衝擊。故我(朝鮮)軍雖衆，必驚惶失伍，輒至潰散」 ，竟然運用在野戰中。朝鮮人碰上攻城造假的敵人不只這一回，到了丁卯胡亂，清軍將朝鮮國王包圍在南漢山城，兵力不夠包圍，圍城的也是真假參半，「皆以蒭人及被擄人畜排列成陣」 ；不單是排陣，「賊(清軍)麾兵進迫，輸入飛雲長梯，鱗次架城；多造蒭人，列立於梯上 」，連雲梯兵也是假的。

明兵先是貪功直入，中伏而敗；敗兵的「天兵」制服則被回收利用，在次日給倭寇喬裝。就在激戰當中倭寇穿著「天兵」制服大搖大擺的從後方切入；饒你少林僧兵揮舞著苦練「三十年少林棍猶打不出寺門」 的鐵棒在前頭無雙開路，還能叫後隊跟上擴張戰果，哪裡能料到後面的「友軍」竟然還是敵人喬扮的呢。 

俄國艦隊的強勢增援很好的說明了，為何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能夠成功，而日本人無不以為是奇恥大辱──光是增援的俄國艦隊的排水量就超過了聯合艦隊的總排水量，更別說增加的每艘戰艦單艦排水量都在日本之上，聯合艦隊沒幾艘可與之匹敵的。1895年12月，日本駐俄大使便已拍發電報回國，說道要是日本貿進進軍北京，到時俄法艦隊便會展開行動阻止日本。為了阻止日本佔領南滿，俄國財政大臣甚至主張，一旦日本不聽從勸告，俄國艦隊便應當攻擊日本的艦隊與港灣；如果日本的要求威脅到俄國的安全，那麼就應該斷然開戰。1896年4月23日，在伊藤博文發給遼東前線、征清大總督府的電文中，也明白的表示「恐將產生四國艦隊集中起來乘虛進攻我國內地、或是切斷遠征軍與本土之聯繫的兩種前途」，在24日的御前會議中伊藤又強調，如果拒絕三國的干涉，「就得緊急召回軍隊和艦隊，採取自衛手段」。這樣作其實也就等於對俄開戰，而之前的努力與戰果則付諸東流。日本人外交努力了一星期，在換約最後期限(5月8日)前幾天的5月4日，終於被迫放棄取得遼東半島的主張 。

一般說到日本戰國時代的作戰編制，典型的提法是以千人左右的「備」為基本單位，其下再依兵科(兵器編裝)分為數十人為一組的鐵砲組、弓組、長柄組、騎馬隊等等；各組由鐵砲足輕、弓足輕、長柄足輕組成，分別持用鐵砲、弓、長柄槍。這樣的概觀言而未明的是相對於武士，足輕在戰場上的抬頭，隱而未言的是足輕作為武士階層的一份子被固化於階級中的過程──在西方早期近代的歷史脈絡中，火繩槍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為它使得騎士的地位受到平民小老百姓的挑戰 ，從而削弱了小封建領主的勢力，為專制主義(或譯絕對主義)國家的誕生奠定基礎，從而產生歐洲的近代。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同樣的火繩槍卻沒有在日本引起一樣的轉化，結果產生的卻是以(仍未脫領主封建的)幕藩體制為基礎的近代日本，產生兩者間差異的緣由頗耐人尋味。

日軍之所以抵敵不住，或許是因為，在日本列島上長柄足輕未曾遭遇過以千為單位的騎兵突擊──日本戰國時代的列陣單位為「備」，一個「備」的人數在數百至千餘人之間，其下又分為數十乃至於百餘名鐵砲足輕、長柄足輕、弓足輕、乘馬武士等組成的旗組、鐵砲組、長柄組、弓組、馬廻(騎兵隊)等等。好比說壬辰之役中五島純玄的部隊全軍705人，僅相當於一個備，而戰鬥員僅有220人，乘馬武士才11人；在島津義弘約萬餘人的部隊中戰鬥員為4,200人，相當於兩三個備，但其中只有武士(即便全部乘馬)600人，其他則是300名「旗持」、1,500名鐵砲足輕、1,500名弓足輕與300名槍足輕(其中長柄足輕200名)。換言之，沒有完全由騎兵組成的、「備」這一級的單位。相較之下，明軍無論步、騎都以「營」為單位在調動，每營約有千餘至三千人(請參見附錄)，整千整千的是騎兵。

明軍大型戰船未及參戰的現象及其原因已如上述。假如閩廣海船來得及參戰，那麼會是如何一番光景呢？雖然這是假設性的問題，但在丁酉再亂結束後不久。恰好有現實案例可供參考。1604年，一艘大型的黑色倭船出現在唐浦，朝鮮三道水軍統制使李慶濬率領麾下二十八將前往堵截，其中一些將領如申汝樑、魯鴻等人都是曾與李舜臣並肩作戰的宿將。在朝鮮水軍的圍攻之下，無風難以行駛的倭船遭到雨點般的炮射矢擊，最後著火焚毀。為紀念此役大捷，申汝樑、魯鴻各自留有一幅〈唐浦前洋勝捷之圖〉。魯鴻的戰績圖流傳較早，1975年已刊行，稱為魯氏本；申汝樑的戰績圖則是1987年首次公開，也就是所謂的申氏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