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明清易代之際、以及後來的三藩之亂，雙方交戰的地點就在中原左近，明鄭用兵的沿海一帶、三藩之亂時雙方僵持的洞庭湖附近，都是水運便利的場所，重型的紅夷砲有了用武之地，數量也就大幅增加，往往以百計。好比說順治二年(1645)清軍進攻南明的弘光政權時一路招降，繳獲的紅衣砲就有120位 ；順治五年(1648)李成棟投明反清時，從廣州帶去進攻江西贛州的紅衣砲也多達一百位 ；順治七年(1650)宜爾德在舟山擊敗明鄭陳六御的水師時，繳獲的紅衣砲也有164位 ；順治十三年(1656)，鄭成功的麾下黃梧在海澄投清時，城中的紅衣砲更多達二、三百位 。 不過，中原底定之後，清代的戰略環境也變得同明代相似，主要大敵準噶爾僻處西北，遠在大漠以外，別說沒有那些道路經得起數百門紅夷砲的蹂躪，後勤上也經受不起大量役畜的消耗。從清代的圖像資料中我們可以瞧見，耐得住大漠中挨餓的駱駝才是馱載大砲的主流，連馬騾都少見。

戰馬當中最倒楣的是宜爾登(卷142)的座騎，松山之戰中的陣亡率超高： 「…宜爾登深入敵圍，奮力以戰，身被三傷，所乘御廄馬，中十八傷死，又換馬入敵，為中八傷死，又換馬，馬又中五傷死。凡四敗敵軍。…」 好在最後擊敗敵軍，否則怕是馬不夠死。

盛清時期儘管對外用兵不少，然而歷歷數來，只有準噶爾堪稱大敵，歷經康、雍、乾三世才徹底擺平。漠北、漠西用兵在窮荒絕域，為遊牧民族騎射手所擅勝場，自然不必申論；然而在清準戰爭的大規模戰役中雙方卻都採用步行的方式接戰，這就有點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