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英軍大搖大擺地向阿散蒂索取金凳後才幾個小時，阿散蒂聯盟各小邦的酋長們也緊急召開會議。會上酋長們各抒己見，主和主戰各執一詞，輪到了小邦艾兌索(Edweso)的太后雅．阿散蒂娃(Yaa Asantewaa)；她慷慨陳詞，數落酋長們身為男人卻含辱忍垢，怎麼不乾脆和她換穿女人的衣裳，說到激動處一把搶過身旁某酋長的步槍朝地上就是一發。眾人被她說得氣血騰湧，遂定計起義，驅逐英夷；雅．阿散蒂娃則被眾人擁護為精神領袖。真正負責領兵作戰的將軍也推舉而出，其人卻先被英軍逮捕囚禁。三天後，1900年4月2日，出動挖寶的英軍往傳言的藏寶地裡挖了幾小時，一無所獲，就算把附近男童拷打了一頓也毫無頭緒；英軍離開時卻遭到了阿散蒂人的伏擊，這就打響了戰爭的第一槍。

阿基米德要利用鏡子焚毀羅馬戰艦，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基礎呢？阿基米德確實寫過碗狀旋轉拋物面(paraboloid of revolution)的相關著作(他可能是史上第一人)，但他是否明白凹面鏡能夠聚焦生熱則很難說；與阿基米德同時代的歐基里德(Euclid)則可以很明確地說他不會找焦點。與阿基米德也差不多同時代的狄奧克勒斯(Diocles)，其著作很晚才被發掘出來，其中已經確實論證了凹面鏡與焦點的存在；然而相關論證中狄奧克勒斯不但完全不提阿基米德，而且還說他本人就是發現其原理的第一人。他還證明了單純使用凹面鏡，聚焦引燃的效率遠過於使用大量平面鏡。總而言之，阿基米德使否具備足夠理論知識用鏡聚光燒船，其實很有爭議。阿基米德的時代表面敷銀或鉛的銅鏡已很普遍；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諷刺喜劇《雲》當中有個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慫恿蘇格拉底用鏡子融化蠟的橋段；這是透過將常識無限放大到異想天開程度的笑點來調侃蘇格拉底、取悅觀眾，但多少也反映當時的普通觀眾也明白真有那麼點道理。其實亞里斯多德與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也曾討論過類似現象，阿基米德不可能不知道。就此而言，不明白其中原理但以試錯方式堆疊經驗來設計裝置，阿基米德應該還是能辦到。

談到長矛大槍，近代武術界的常識之一是得用白蠟桿。槍桿以白蠟桿為尚自有武術的講求、基於槍法理論的緣由，但最早又是何時開始發掘出白蠟桿的價值呢？有的意見認為可追溯至宋代，如清末民初的莫伯驥在《五十萬卷樓群書跋文》中，給程宗猷的著作《少林棍法闡宗》、《蹶張心法》、《長鎗法選》、《單刀法選》等書寫的提要裡便道： 　　「…《清異錄》曰：『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最佳者為聖龍筋。』此即今世所謂白蠟杆也，以為槍，甚貴重，若卒伍所持者，多以竹為之。今皖北人所用矛極長，皆竹竿也。《陳眉公見聞錄》云：『高帝御用槍其大者，長丈六尺。』正與今皖北人所用相似。」

同治元年(1862年)確實發生過女將與男武將之間的單挑： 「橫山有張橫者，武勇多力，膽量過人。嘗從林文察軍，屢著戰功，軍中人皆稱之曰『青馬橫』；以其臨陣猛進，有旁若無人之概。善用大刀重二十斤，團練自固；賊犯之輒敗。賊中有許存，自負許癡後身；慣用釘鈀，亦賊中之最健者。聞群黨屢見敗於橫，恥之；將率親丁與張搦戰，互約不用火器。初猶鬥械，繼竟捨械鬥拳；閱五天，不分勝負。張有幼女曰雲英，諫曰：『賊勢方盛，暫守以觀後圖；何苦效匹夫之勇！賊人無信，萬一被所暗算，悔之何及』！張不聽。越日再戰，許詐敗；俟張追近，暗發手箭傷其左目，張遂失手陣亡。賴雲英死力沖殺，奪回父屍，痛哭回營。甫三更，見其父告之曰：『予不聽汝諫，果罹毒手。然賊人爽約，以奸詐害我，既乖英雄之道，予心殊不甘。明日汝出戰，代予復仇，當有所得也』。雲英甦而誌之。 明日，傳令出戰；佐兵皆勸阻，雲英不聽，列陣以待。許以殺張，志滿驕矜，群賊稱賀。聞雲英搦戰，大笑而出。賊中偽參謀程有智諫曰：『古云凡婦女、頭陀、僧人出戰，為兵家三忌；君須防之』！許曰：『候我捉此女回，君當賀我』！遂與女交戰。雲英報仇心切，初尚勉強，後遂漸漸不支。許喜甚，思此美女，當活捉，不可殺也。窺得一破綻，伸手扭女腰間帶。忽然左目大痛，略失手，被女斫斷左臂，大呼倒地；被雲英拏歸剖心，以祭其父。」

1784年倫敦的新聞紙上揭載了一則趣聞，說到法國使節拉庫瓦(Petits de la Croix)出使暹羅期間，出席了一場煙火盛宴。節慶煙火的尺寸巨大，足足有豬頭大，竄入天空炸出巨大煙花時足以照亮周圍方圓六里格(league，6 league相當於30公里)。不過壓軸的是一名煙火匠，他乘坐在這些火箭之中，也跟著升天；當升至半空、火藥耗盡，火箭與匠人行將墜落之時，煙火匠張開一張直徑9公尺、羽毛做的巨傘，緩緩降落地面，恍若無事 。雖然最早有紀錄的載人火箭軼事發生在1633年的鄂圖曼帝國 ，不過土耳其人降落時用的是某種滑翔翼，與這名暹羅匠人用的降落傘大異其趣。

1995年，有名的學者賈德．戴蒙(就是那個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發現》(Discover)雜誌上寫了篇短文，題為〈爸爸的奶〉(“Father's Milk”)，其中說到男女賀爾蒙種類多寡不同，但雌激素(estrogen)或孕酮(progesterone)(這兩類賀爾蒙在懷孕期間會大量分泌)的增加能夠催乳的現象則是男女一體適用；為了治療癌症而注射泌乳素(prolactin)的男性病患因此泌乳，服用鎮定劑從而影響腦下視丘(hypothalamus)的病患，也會因為腦下視丘就是分泌泌乳素的腺體之一，從而產奶。這些都是醫療介入的結果，然而直接吸吮乳頭也能觸發賀爾蒙的分泌，而此種刺激造成泌乳素濃度增加的機制不分男女如出一轍。此外，在二戰期間的戰俘營當中男性泌乳的案例非常多，多達千餘例；其中日本戰俘營的例子就有五百多。這可能是因為腺體的恢復比肝臟快速，當飢餓的戰俘突然得到久缺的營養時，腺體分泌不受控、激素濃度急遽飆昇所致。

俗云腦袋是個好東西，除了思考之外還有很多用處。1604年，英國醫師墨菲特(Thomas Moffett)攻擊其古典時期的前輩，數落道希臘人亞提蒙(Artemon)用死人頭骨治療暈眩，恩希斯(Antheus)用死人腦漿製成的藥丸治療抽搐，阿波羅尼厄斯(Apollonius)用死人牙齒治療牙齦，羅馬人則把人髓與嬰兒腦混合製肉當做處方來開。墨菲特的攻擊並非空穴來風，公元77年，羅馬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著作中就明確地推薦道把人的頭顱骨磨成粉，治療癲癇有奇效；或者把半顆腦袋當作飲器來使用，癲癇也能治。與墨菲特差不多同時代的法國作家博耶丘(Pierre Boaistuau)也察覺到，在透過穆斯林繼承來的希臘、羅馬文明遺產當中，確實也包括希臘、阿拉伯醫生用人的骨髓、人腦、人頭顱骨、骨灰等材料炮製的藥方，不過博耶丘並未明確對此表露反感 ──實際上，墨菲特的一驚一詫在當時的歐洲反而顯得異類，類似的藥方在16至18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康熙朝鑄造的鐵心銅炮其實是同時代非常罕見的線膛炮，罕見到文獻的記述者不能理解，只含糊地寫道「口如螺旋」或乾脆就不寫；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保密的關係故意含糊其辭，直到民國時期此等秘密已無保留的必要，崇璋自然和盤托出。遺憾的是崇璋留下的文獻歷來乏人問津，幾乎沒有史家留意於此也未察覺其史料價值，直到最近才由學者鄭誠蒐羅發掘重新校排出版，鐵心銅炮極具革命性的特質也才終於讓人窺見。 雖說鐵心銅炮比蘭開斯特炮的出現還要早上兩個半世紀，但以現有文獻紀錄來看，最早給火炮刻上膛線的試驗是歐洲人作的。19世紀聖彼得堡的軍火庫內藏有1615年鑄造的火炮，後膛裝填，刻有九條膛線。大約同時期法國也還有數門刻上膛線的火炮傳世。1661年普魯士人在柏林曾製造刻有13條膛線的火炮，1694年在紐倫堡也造過線膛炮，八道膛線，經過多次試驗。至遲在1696年橢圓截面的炮膛也開始出現，日耳曼地區曾進行過許多實驗。1745年英國也嘗試過線膛炮，大約同一時間瑞士也已擁有線膛炮。1746年，慕尼黑繼續試製線膛炮，而在1776年，英國測試了線膛2磅炮，發射橢圓炮彈，在1,500碼(1.37公里)外只偏離目標2英呎(0.6公尺)，非常精準，此等射擊精度遠超過同時代任何其他歐洲火炮。19世紀以後的實驗就更多了，茲不贅述。歐洲的線膛炮試驗紀錄有跡可循有文獻或實物可查證，相對來說中文文獻幾乎完全沒有相關的記載，缺乏技術發展的脈絡和實證證據，有鑑於此，康熙的線膛炮或許如崇璋所言，比較可能是傳教士引進歐洲經驗設計監造的，儘管康熙的橢圓截面炮(1685年)比歐洲同類型炮出現的時間還早十年(1696年) 。

17世紀後半也是加勒比海盜(buccaneer)極度猖狂的年代 ；這些由英國、法國、荷蘭海盜與冒險家組織的艦隊專以襲擾西班牙艦隊、殖民地為務，以牙買加等地為基地。而牙買加的對面正是摩斯基特海岸，兩地間的海道不但是西班牙運送美洲財富的艦隊必經之路，複雜凌亂的大小潟湖、淺灘、島嶼、暗礁也意味著護航艦隊得分散航行，最適合伏擊。而對海盜們來說，摩斯基特印地安人更是值得拉攏的好夥伴──首先海岸邊的摩斯基特人熟諳水性，習於出海漁獵，是很好的水手；再說複雜的島礁灘岸也更適合印地安人的獨木舟穿梭，吃水深的大船若要勉強航行，更少不了摩斯基特人引水導航。其次，開始與歐洲人接觸後摩斯基特人不但學會了使用火器，而且精熟，頗有準頭。於是摩斯基特人常常在海盜船上一待就是一兩年三四年，除了領受鐵製工具當報酬，好多還學會了英語或法語。而不帶種族偏見的摩斯基特婦女則可以撫慰船員們的寂寞，不給錢但須以鐵器支付，儘管英國人比法國人更受歡迎，原因據說是法國人老喜歡對印地安人妻出鹹豬手。

1814年10月22日，葛萊斯皮所部率先踏入敵境。在他正面抵禦的廓爾喀戰士，連同婦女、兒童在內僅有600人，英軍抵達其據守的Nalapani堡時工事都沒來得及修完。葛萊斯皮在600碼外架好火砲徹夜砲擊，迫不及待將所部分成四路縱隊，預計早上十點鐘便四面合圍梯攻突襲；將軍本人卻按耐不住提早一小時發動進攻，結果不但他本人爬梯時被守軍唯一一門火砲命中，當場陣亡，英軍還付出了37死443傷的代價。接替的指揮官馬丁戴爾(Martindell)不願冒險強攻，差不多打砲打了兩個月才將該堡夷為平地，到那時只剩70多人的守軍才撤出。12月底英軍進抵Jythuk堡，此處據守的廓爾喀精銳有2,300人。馬丁戴爾兵分二路包夾，卻被廓爾喀戰士先打殘了一路，被殺傷151人；另一路見情況不妙，正撤退間，廓爾喀人乘亂截殺，好不容易撤回，已經戰死81人、負傷225人。遭此重挫，馬丁戴爾不敢再輕進，而是重施故技平堅城用大砲，將18磅砲一路推上約1,000公尺高的山巔。1815年2月初，大約200名廓爾喀戰士間道赴援，英軍派出一支3,000人(一說有5,000人)的非正規部隊前去截胡；眼見眾寡懸殊，這200人卻捨命搏戰，竟然揮舞著廓爾喀彎刀將三千敵軍給殺散，順利進入圍城中。3月以後雨季降臨，此路英軍再難有進展。

儘管廓爾喀人有善戰之名，「頗諳攻戰，自大兵直入賊境後屢次克據，賊匪尚思抗衡，未形畏懼」，但廓爾喀戰士更偏好正面迎擊，應付清軍的滲透偷襲時反而有些手足無措不能適應──「匪眾據係壯大兇橫之人，而各碉木卡城內賊匪並不藏匿死守，悉皆空壁而出，希圖抵禦。(清軍)得以派兵一面攻擊，一面奪據，不煩逐處攻圍、久延時日」 。趙翼在《皇朝武功紀盛》〈平定廓爾喀述略〉中寫得更直白： 「(廓爾喀人)其戰猶仿古法，先下兵書，約日而後戰；我兵不計早晚，俟便輒入殺，往往猝不及防，為我所乘。猶笑中國兵行詭道，以為非古；然終以不能備禦、被殺多，遂不敢再抗，歸命投誠云。此亦余君(余珏，廓爾喀之役時身隨福康安遠征)所親歷，故并記之。」

印度特色的雙重石牆或許促使印度人在龐然巨炮的道路上一往無前，以至於超越了歐洲中世紀的巨炮。16世紀莫斯科鑄造的沙皇巨炮可能是歐洲最重火炮，重達39公噸；一般中世紀的歐洲巨炮重量很少超過10公噸 。而在16、17世紀的印度卻有不少以10公噸為重量單位的巨炮。舉例來說，壇裘爾(Tanjor)的Raja Gopal鍛鐵炮，重達40公噸，存放於達卡的鍛鐵巨炮重達30公噸，碧佳普爾(Bijapur)的鍛鐵炮重48公噸，另有一門銅炮重達35公噸；現存里斯本、被葡萄牙人分別在加利喀特(Calicut)、第烏(Diu)俘獲的銅炮各重11公噸、19.5公噸。1628年在阿格拉(Agra)鑄造的Dhul Dani銅炮，重量逼近27公噸；1627年德里鑄造的銅炮則是現存世界上最大的古銅炮，重達50公噸 。

在各家手抄本流傳的火攻秘訣當中，除了火藥配方之外，還出現了以火箭動力為基礎的各種奇思妙想──15世紀初著名的義大利工程師、醫師封塔納(Giovanni Fontana)在他大約寫就於1420年代以後的手稿中，就記載了以火箭推動的車輛、風箏、魚雷、機關鳥、機關兔、機關魚等等。在他的另一份手稿中記載了更多實驗與複雜的裝置，包括不同重量下需要多少火藥發射火箭的實驗，以及以火箭為動力的飛龍或飛天惡魔，能從嘴裡發出熾烈的吐息，亦或者某種「魚雷」：隨著火箭噴射力道依序遞減或增強，能夠反覆出入水中。

典型的印度火箭，藥筒直徑介於3.7公分至5.8公分之間，筒長大約20至25公分，傅藥筒的箭桿則長達1至2公尺。藥筒頭部稍大，塞滿火藥之後在尾端蓋上帶噴嘴的鐵製圓盤，敲打藥筒尾裙使其朝裡內凹，裹住、固定圓盤。鐵殼在爆炸時的效果類似開花彈──法國旅行家塔維尼埃(Jean-Baptiste Tavernier)就把它說成是綁在桿上能夠飛行的手榴彈。部分火箭還會在藥筒尾端加裝刀刃或尖錐，一方面增加殺傷，另一方面也可能有穩定飛行的功能，或者是命中後使其附著固定在標的上。另一些火箭則像響箭一樣加裝哨嘴，掠過空中發出駭人的尖嘯。除了直接持桿發射之外，印度人也設計了類似火箭筒的管狀發射器來發射火箭 。

許多見證者對僧兵戰力的評價不低，阿富汗人(Ghulam Hussain Khan)說道這群武僧各個騎上好馬、飛奔至阿富汗營地，沒多砍死敵人誓不復還；布克薩爾戰役中旁觀的義大利人(Capuchin Marco della Tomba)說道武僧是東印度公司的大敵，不需要槍砲掩護，全身赤裸揮著彎刀便朝刺刀尖上衝鋒，真多虧英軍冷靜鎮定沒被嚇倒。蘇格蘭人(Francis Buchanan)則描繪道武僧不僅一絲不掛，還全身塗油，搞得沒人抓得住他，好讓他們揮舞著雙刃匕首衝入敵陣。這麼好用英國人沒理由不用，替英國東印度公司作戰的傭兵武僧當中，最有名的是宗師(guru)羅真陀吉利(Rajendragiri)所領導的一支瑜珈士僧團；其弟子不但能號召兩萬大軍，實際上還在1803年幫助英軍攻取德里。

在一名為鐸斯特‧白格(Dost Baig)的砲兵老將襄助之下，迦那伐提太后麾下的士兵節節後退，就不與敵接戰；地形者，兵之助也，迦華爾境內從海拔302公尺拔地飛昇至海拔7,544公尺的險峭山勢就是敵人最大的障礙 。隨著蒙兀兒的步騎大隊越發深入，迦華爾的隊伍切斷了對手後方的交通線，在首都左近擊退客兵，於是僅憑千餘人就將敵軍前後阻斷，不得進退。如前所述，山區的困難地形不僅僅是士兵得克服，還考驗進攻方的後勤能力；一旦後路受阻，馬步三萬的胃集合起來的無底洞忍不了多久便發出虛空中迴盪的乾嚎。蒙兀兒主將納賈巴汗(Najabat Khan)遣使請和，希望迦那伐提太后網開一面放他們一條生路。太后也不願多事殺戮，但強敵來犯，更沒有輕易叫他全身而退的道理；討饒可以，總得留個教訓長點記性。迦那伐提太后提出條件，侵入者可以走，但每個人的鼻子她要了，得留下。

梅瓦爾的國王拉坦‧辛(Rattan Singh)正將阿老瓦丁護送出城門，蘇丹忽然一聲令下，拉坦‧辛便被捉拿來作了人質，一路直架回德里。阿老瓦丁放話，要帕德米妮作交換。帕德米妮委屈求全勉從其意，但別有但書；作為一國王后，排場不能寒傖，她要求700具6人抬的花轎載著她的侍女丫環隨侍，不得任人騷擾，並讓她見丈夫最後一面。阿老瓦丁允其所請，正放進700抬花轎；花轎內坐的卻不是如花美眷，而是最精銳的拉吉普特(Rajput)戰士與諸般器械，加上轎夫近5,000人，突然齊舉兵仗開殺，一路護送國王王后殺出重圍。蘇丹這才回過神，急急調兵追擊在後，拉吉普特人卻分成數小股一路散布，斷後抵敵，每股戰士都死戰不退直至全員犧牲，拖住了德里蘇丹大軍的腳步，終於將國君與王后齊齊送回齊陀爾戛爾城。

19世紀，拜改變行刑方式所帶來的「方便」所賜，日耳曼、瑞典、挪威與丹麥湧現好些個癲癇病患擠進刑場等著暢飲鮮血的案例。在1731年與1755年，德勒斯登(Dresden)的劊子手都把行刑後死囚的鮮血拿去兜售，而在1802年的美茵茲(Mainz)，行刑者把鮮血灌滿事先備下的燒杯，等著癲癇病人索取。1812年，在漢諾威(Hanover)，一名8歲幼童在家裡傭人的照看下帶去刑場湊熱鬧，親眼目睹婦女們把手帕摁在無頭頸口處飽吸鮮血，以供治療癲癇之用。1814年，在施特拉爾松德(Stralsund)，癲癇病患提著大罐，被騎手領到身首異處的屍體旁盛血滿飲。在1843年的施托克豪森(Stockhausen)、1844年的滕寧(Tönning)、1854年的弗蘭肯(Franconia)、1857年的漢諾威、1858年的哥廷根(Gottingen)都有癲癇病患提著杯子圍繞著行刑架索要鮮血的案例。1859年，在日耳曼地區目睹行刑、名為Woytasch的學生，看到的是腦袋落地後群眾蜂擁而上、推開維持秩序的士兵、爭把手上瓶瓶罐罐裝滿、白毛巾染紅的奇景。而在1861年的哈瑙(Hanau)，當局則是主動頒發許可證給患者，建議她到刑場喝上三口溫熱的屍血；行刑架旁早聚攏了七八個病患，如飢似渴地將熱血嚥下喉頭，臉上、手上、胸前都是死者的鮮血，遲到的患者則將屍身擺平，從創口倒出鮮血盛滿杯子。直到1864年，柏林的劊子手還在販賣死囚鮮血染紅的手巾，一方血手帕售價2塔勒(thaler)銀幣；而到了1865年馬爾堡(Marburg)還有行刑後生飲鮮血的記錄。

亞歷山大二世的統治相對自由開明，言論審查的尺度較寬，報紙上的輿論圍繞著碟甲艦展開激烈舌戰，篇幅多到出版了兩冊合訂本，到建造里瓦季亞號時波波夫已聲名狼藉。最主要的爭議集中在操船的困難上。據說諾夫哥羅德在河中航行時會偏移，曾一路追撞好些個標示航道的浮標，舵手沒法穩舵，操縱不來。另一項指控則說該船很容易原地打轉。這兩種說法合在一起成為日後最常見的流言，說碟甲艦在河中航行時會不由自主地隨波逐流轉圈圈，轉得船員七葷八素只想吐。另一種版本的波波夫旋轉木馬說道兩舷最外側的輪機馬力不對等，所以總是自轉；這種說法查無實據，但有鑒於碟甲艦經常靠螺旋槳而非舵葉來轉向，也不算是無中生有──船越大慣性越大，碟形船身意味著很難利用流體的阻力改變方向；在只使用舵葉的情況下，碟甲艦繞一圈返回原位需時40-45分鐘。第三個版本的自轉碟甲艦傳說則聲稱只要一發砲，後座力就會讓船身繞圈兜轉；1874年諾夫哥羅德進行火砲試射時確實有這毛病，當時就已設置制動裝置解決缺陷，但醜聞經久不衰，比缺陷更難消除。

此時法拉古的海軍封鎖艦隊已經與內河的兩支水師──戴維斯(Charles H. Davis)的西部艦隊(Western Flotilla)和埃萊(Charles Ellet Jr.)的撞角艦隊(Ram Fleet) ──會合。就在阿肯色號前往維克斯堡的水路上，依次羅列著撞角艦隊的撞角艦4艘、法拉古的遠洋艦8艘、 西部艦隊的淡水鐵甲艦5艘。面對敵人的三千水兵、三百艦砲，伯朗艦長麾下孤艦上的兩百人員、火砲十門經過一小時多的纏鬥，不但兩名引水雙雙陣亡，三分之一的乘員也失去戰鬥能力，原本輪機運行所需要的120磅壓力現在也只勉強回到30-40磅，鍋爐艙內溫度高達華氏120-130度(攝氏49-54度)，航速卻勉強只有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