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17世紀西方航海家的船上，有所謂的「跑船小姐」(法文：dame de voyage；西班牙文：dama de viaje)。「小姐」們其實是等身大布娃娃，粗製濫造，往往眾人共用，想來上頭也是微生物的集會場，衛生堪慮。這些娃娃基本上沒有留下任何實物，也少有相關文獻仔細的討論她。不過相關而未獲證實的軼聞倒還是有的。 我們知道笛卡兒──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就有這麼一個精緻版的娃娃，他在前往瑞典的航程裡頭就帶了這麼一個娃娃上船，笛卡兒聲稱帶了上船的是他的女兒「芙蘭欣」(Francine)。 

西班牙畫家Antonio Fabrés筆下大舉義旗的神父伊達爾哥。旗上的神祇是瓜達洛普(Guadalupe)的聖母像，向來被視為印地安人的守護神；白人崇拜的則是洛斯瑞米蒂阿斯(Los Remedios)的聖母。因此當起義軍抵達墨西哥城時，雙方便抬出各自的聖母迎戰。 

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盛清時期的火器製造與裝備實際上處於衰落中，而衰落的趨勢則與雍、乾時期重新重視弓矢騎射有關 ；這種觀點預設的是冷兵器逐漸被熱兵器取代的大趨勢，反映出清代統治者對歷史走向的盲昧無知。不過，與官方提倡弓矢騎射的方針相反，盛清時期實際上無可避免的增加了火器手在軍隊中所佔的比重。

明清易代之際、以及後來的三藩之亂，雙方交戰的地點就在中原左近，明鄭用兵的沿海一帶、三藩之亂時雙方僵持的洞庭湖附近，都是水運便利的場所，重型的紅夷砲有了用武之地，數量也就大幅增加，往往以百計。好比說順治二年(1645)清軍進攻南明的弘光政權時一路招降，繳獲的紅衣砲就有120位 ；順治五年(1648)李成棟投明反清時，從廣州帶去進攻江西贛州的紅衣砲也多達一百位 ；順治七年(1650)宜爾德在舟山擊敗明鄭陳六御的水師時，繳獲的紅衣砲也有164位 ；順治十三年(1656)，鄭成功的麾下黃梧在海澄投清時，城中的紅衣砲更多達二、三百位 。 不過，中原底定之後，清代的戰略環境也變得同明代相似，主要大敵準噶爾僻處西北，遠在大漠以外，別說沒有那些道路經得起數百門紅夷砲的蹂躪，後勤上也經受不起大量役畜的消耗。從清代的圖像資料中我們可以瞧見，耐得住大漠中挨餓的駱駝才是馱載大砲的主流，連馬騾都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