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會戰主角的兩艘先行者分別奠定了此後南北雙方鐵甲艦設計的基調；南軍建造的其他鐵甲艦幾乎都是較小型的維吉尼亞號，而北軍的鐵甲艦後續幾乎就是放大改良後的莫尼特號。莫尼特(Monitor)於是不再是一般的船名，北軍所有同一類型的淺水鐵甲艦日後都被歸類為Monitor。淺水鐵甲艦(Monitor)的「成功」不但為設計者愛立信帶來巨大聲譽，還在全國掀起了「鐵甲艦狂熱」(Monitor mania)，圍繞著各種神話傳說持續至今經久不衰，在當時不但從歇斯底里的入侵恐慌中拯救了北方聯邦，還被公眾視為決戰致勝的超級兵器，傳頌之中不乏終結英國海上霸權的呼聲；再後來淺水鐵甲艦也被視為現代的象徵、美國特有的創新進步的象徵，加強了美國人固有的技術先進、富有發明天賦的想像。流行文化中不乏以鐵甲艦為題材的歌曲創作，而Monitor一詞也成為時尚語彙，凡是堅緻不屈難以侵犯的事物都被叫成Monitor。愛立信本人則被迷思化、聖徒化，成為日後美式刻版印象中移民工程師的樣版源頭之一 。

已經進入鐵器、馬具與火器時代的文明人征服石器時代的原始人，簡直不在話下；然而在群島的征服史當中西班牙人卻屢次在島民手裡遭到挫敗。雖然手上只有削尖過火後比較堅韌的木棍標槍，外加撿拾的石頭，關徹人卻有出神入化的飛石神技。島民捕鳥就只憑砸石頭；砸石塊的勁兒大，西班牙人的紀錄說不但能幾石子把盾牌(buckler)砸碎，連舉盾的臂膀都給打斷 。除了耶羅島是例外，其他六座主島的居民都十分好戰，拋出石子躲開石子便是種日常訓練。好比說戈美拉島上戰士的養成，就是從小開始站圈裡訓練，躲閃飛來的土彈不准出圈；隨著年歲增長土彈換成石彈，再換成標槍，練就了戰士一手手接來矢的絕技。被帶去塞維爾(Seville)的關徹人就能躲開八步之內丟來的石塊，而西班牙人的另一則記載則說三個西班牙士兵帶著三籮筐橘子朝一關徹人猛丟，這人不但能單手全接著，另一手還不停把橘子丟回籮筐 。在1488年戈美拉人的「叛亂」中，圍攻西班牙城堡的島民是一個叫作Hautacuperche的勇士帶頭，當場就接下了城中所有朝他射來的箭矢；西班牙人將他引誘到垛口下，才躲在女牆後近距離用十字弩暗算了他 。

諷刺的是，黑海上貿易的俏貨卻成了黑海貿易的噩夢。奴隸需求龐大，在君士坦丁堡有市場有銷路，克里米亞韃靼對北方俄羅斯、西方波蘭－立陶宛邦聯(commonwealth)的劫掠也日盛一日，17世紀上半葉莫斯科公國境內被擄走的人口就多達15-20萬 ，促成了黑海北岸的邊境化──烏克蘭(ukraina)就是邊境的意思，後來就成為烏克蘭(Ukraine)的國名。該地區的人口為了避免遭到劫掠，放棄聚居農耕，仿傚遊牧民族過起漁牧游獵的日子，形成了後來所謂的哥薩克群體；以頓河下游為主要根據地的即頓河哥薩克(Don Ccossack)，而在聶伯河一帶活動的則是所謂的札波羅捷哥薩克(Zaporozhian Cossacks)。哥薩克人不但在草原上遊蕩、劫掠、與韃靼人交戰，也在聶伯河上打魚航行，順流而下就在土耳其人沿岸的據點外劫財放火，更甚者就航行到黑海上打劫商船。這些識水性的哥薩克以札波羅捷哥薩克為主。札波羅捷，烏克蘭語為za porohamy，意思是「瀑布以下的地區」、「在激流的遠方」；聶伯河下游的這塊大沼澤地裡河泊縱橫，數以萬計的沙洲、島嶼遍佈，有些低濕有些乾爽，但都覆蓋著矛戟般巨大的蘆葦，難進難出難控制，正適合水滸英雄打漁殺家 。

1841年，發生了一起船舶擱淺在峇里後被洗劫一空的事件；被洗劫的船長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自述經歷，在荷蘭引起公憤，而荷蘭政府則藉此與峇里諸王公展開談判。利用羅闍間的內鬨，荷蘭成功地在1843年與島上的五個王國(Badung、Buleleng、Karangasem、Klungkung、Tabanan)和龍目島簽下讓渡主權的條約。簽下的條款卻帶有十足欺騙性。在峇里人的王權概念中既然權威不可分化，那麼「我的就是你的」其實只是一種常識，同樣套話這些王公之間締結聯盟時見得多了；但同樣一句話讓歐洲人來理解，就變成了峇里同意荷蘭統治的依據。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1844年，又一艘掛荷蘭旗的武吉斯叭喇唬(perahu)船擱淺在峇里北方的布萊倫(Buleleng)王國；荷蘭遣人交涉，然而布萊倫羅闍拒不承認荷蘭人主權，他的首相哲蘭提(I Gusti Ketut Jelantik)辯說羅闍連荷蘭語、馬來語都不懂，怎可能明白條約簽得甚麼，把檳榔汁吐在護照上侮辱荷蘭人。哲蘭提是這麼說的： 「只要我活著，國家就不會承認你詮釋的荷蘭主權。…單憑一張紙，任何人都不能成為他人土地的主人。不如讓波紋劍(kris)來決定。」

大約在1510年左右，一個名喚若昂‧拉瑪略(Joao Ramalho)的葡萄牙人因為船難失事，漂流到今天巴西的聖文生特(São Vicente)一帶海岸；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同當地土著酋長的女兒結婚生子，生了個兒孫滿堂瓜瓞綿綿。20年後，1532年，聖文生特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稍微內陸一些的地方便是現在的聖保羅(São Paulo)；而拉瑪略的後裔則成為葡萄牙人殖民的先驅與後盾，所謂的「保羅人」(Paulistas)自發地向西探索擴張，尋找黃金、鑽石、翡翠等等各種寶藏礦藏。保羅人的探險活動構成了當時踏遍巴西洪荒歷險大背景的一部分──在巴西史上，這些探路先鋒、寶藏獵人被稱為「領旗人」(bandeirante)，他們組成的探險隊以「旗」(bandeira, flag)為單位，而這些個旗從殖民伊始便不斷地向西部尋路拓荒的壯闊景象，堪比美國人的西部開發事業。實際上，猶如美國人的西部冒險型塑了美國人的國民性格、鑄就了美國認同，19世紀以來的巴西史家也把這些領旗人的冒險犯難視為巴西人特有的民族性格，領旗人的精神作為巴西的象徵，成為巴西認同的投射標的[1]。這些冒險家的精神面貌確實離葡萄牙人有些距離；雖然有葡萄牙人血統，保羅人其實很不葡萄牙人──不愛穿衣服，像印地安人一樣赤身裸體，過得是印地安人的生活印地安人的節日，與印地安人並肩作戰，即使到了百年後母語還是當地印地安人說的圖皮語(Tupi)，小孩子上學才說葡萄牙話。

拿破崙戰爭之後設計低地國家戰略格局的主要考量所在，便是建立一個足夠強大的緩衝國，至少強大到讓法國人吞併不了。法國被逼得歸還所有大革命後吞併的領土，南尼德蘭也不例外；過去已分家兩百多年的南、北尼德蘭這回一併交到荷蘭的奧倫治家族手上，統一在了聯合尼德蘭王國的旗號之下。這個全然出於封印革命破壞神的安排自然不曾讓南尼德蘭人過問，南北之間的差異與對立更不在考量之中，而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統治荷蘭的手腕在南尼德蘭不免給人掰掰扯扯施展不開。兩尼德蘭合併之初，1815年推動的憲法在荷蘭輕易通過，在比利時卻以796票對592票的結果被否決；數字遊戲威廉一世豈不會玩，他把缺席者的票都算成贊成，又宣布反對票中的126票是無效票，反而以670票反對、933票贊成強行通過憲法。比利時人戲稱之為「荷蘭算數」。憲法通過的議院席位荷、比各占一半，但此時比利時人口(300萬)卻足足是荷蘭(200萬)的一倍半；而憲法保障的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對信仰天主教、慣用法語的保守南方來說簡直不能忍──威廉一世因此在南方強制推行荷蘭語，方言與其他語言不得用於公家機關。威廉一世不但得罪保守派，較開明的自由派後來也嫌他不夠開明。說好的新聞自由並未實現，而官方語言的政策大幅縮限了比利時人的晉身之階；1830年，聯合王國陸軍119名參謀與將領當中，比利時人只佔了1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