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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末的峇里

1841年,發生了一起船舶擱淺在峇里後被洗劫一空的事件;被洗劫的船長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自述經歷,在荷蘭引起公憤,而荷蘭政府則藉此與峇里諸王公展開談判。利用羅闍間的內鬨,荷蘭成功地在1843年與島上的五個王國(Badung、Buleleng、Karangasem、Klungkung、Tabanan)和龍目島簽下讓渡主權的條約。簽下的條款卻帶有十足欺騙性。在峇里人的王權概念中既然權威不可分化,那麼「我的就是你的」其實只是一種常識,同樣套話這些王公之間締結聯盟時見得多了;但同樣一句話讓歐洲人來理解,就變成了峇里同意荷蘭統治的依據。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1844年,又一艘掛荷蘭旗的武吉斯叭喇唬(perahu)船擱淺在峇里北方的布萊倫(Buleleng)王國;荷蘭遣人交涉,然而布萊倫羅闍拒不承認荷蘭人主權,他的首相哲蘭提(I Gusti Ketut Jelantik)辯說羅闍連荷蘭語、馬來語都不懂,怎可能明白條約簽得甚麼,把檳榔汁吐在護照上侮辱荷蘭人。哲蘭提是這麼說的: 「只要我活著,國家就不會承認你詮釋的荷蘭主權。…單憑一張紙,任何人都不能成為他人土地的主人。不如讓波紋劍(kris)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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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大戰奴隸獵人

大約在1510年左右,一個名喚若昂‧拉瑪略(Joao Ramalho)的葡萄牙人因為船難失事,漂流到今天巴西的聖文生特(São Vicente)一帶海岸;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同當地土著酋長的女兒結婚生子,生了個兒孫滿堂瓜瓞綿綿。20年後,1532年,聖文生特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稍微內陸一些的地方便是現在的聖保羅(São Paulo);而拉瑪略的後裔則成為葡萄牙人殖民的先驅與後盾,所謂的「保羅人」(Paulistas)自發地向西探索擴張,尋找黃金、鑽石、翡翠等等各種寶藏礦藏。保羅人的探險活動構成了當時踏遍巴西洪荒歷險大背景的一部分──在巴西史上,這些探路先鋒、寶藏獵人被稱為「領旗人」(bandeirante),他們組成的探險隊以「」(bandeira, flag)為單位,而這些個旗從殖民伊始便不斷地向西部尋路拓荒的壯闊景象,堪比美國人的西部開發事業。實際上,猶如美國人的西部冒險型塑了美國人的國民性格、鑄就了美國認同,19世紀以來的巴西史家也把這些領旗人的冒險犯難視為巴西人特有的民族性格,領旗人的精神作為巴西的象徵,成為巴西認同的投射標的[1]。這些冒險家的精神面貌確實離葡萄牙人有些距離;雖然有葡萄牙人血統,保羅人其實很不葡萄牙人──不愛穿衣服,像印地安人一樣赤身裸體,過得是印地安人的生活印地安人的節日,與印地安人並肩作戰,即使到了百年後母語還是當地印地安人說的圖皮語(Tupi),小孩子上學才說葡萄牙話。

唱戲建國

拿破崙戰爭之後設計低地國家戰略格局的主要考量所在,便是建立一個足夠強大的緩衝國,至少強大到讓法國人吞併不了。法國被逼得歸還所有大革命後吞併的領土,南尼德蘭也不例外;過去已分家兩百多年的南、北尼德蘭這回一併交到荷蘭的奧倫治家族手上,統一在了聯合尼德蘭王國的旗號之下。這個全然出於封印革命破壞神的安排自然不曾讓南尼德蘭人過問,南北之間的差異與對立更不在考量之中,而國王威廉一世(William I)統治荷蘭的手腕在南尼德蘭不免給人掰掰扯扯施展不開。兩尼德蘭合併之初,1815年推動的憲法在荷蘭輕易通過,在比利時卻以796票對592票的結果被否決;數字遊戲威廉一世豈不會玩,他把缺席者的票都算成贊成,又宣布反對票中的126票是無效票,反而以670票反對、933票贊成強行通過憲法。比利時人戲稱之為「荷蘭算數」。憲法通過的議院席位荷、比各占一半,但此時比利時人口(300萬)卻足足是荷蘭(200萬)的一倍半;而憲法保障的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對信仰天主教、慣用法語的保守南方來說簡直不能忍──威廉一世因此在南方強制推行荷蘭語,方言與其他語言不得用於公家機關。威廉一世不但得罪保守派,較開明的自由派後來也嫌他不夠開明。說好的新聞自由並未實現,而官方語言的政策大幅縮限了比利時人的晉身之階;1830年,聯合王國陸軍119名參謀與將領當中,比利時人只佔了18位。

鐵甲艦誕生

雖然有後世的種種質疑,但對自詡為砲術專家的拿破崙三世而言,錫諾普的海戰、塞凡堡的艦砲對岸砲都說明了木質船殼的不牢靠,而金伯恩則提供了另一次海軍建設趕超英國的契機──在1850年代初螺旋槳推進器的安裝大賽中,法國已經確定失敗了;雖然1850年代中葉雙方的蒸氣螺槳艦數量恰恰相等,都是27艘(都是新造6艘、改造21艘),但英國建造中的(8艘)、改造中的(8艘)蒸氣螺槳艦還足足有16艘,法國卻只剩3艘在建、4艘改造,更別提英國人造的戰列艦比起法國都是既大且貴。不過現在這些都不要緊了,由於金伯恩的教訓,拿破崙三世確信,未來將是鐵甲艦(ironclad)的天下。

第二次與第三次阿散蒂戰爭

為了讓戰事順利進行,沃爾斯利事前作了大量準備;關於西非史地的政府報告、遊記等等書籍文獻他隨船帶了幾十本,編寫成了簡明概要分發給軍官。這些講解當地地形和部落的概要加上醫療須知,就成為船上每天給沉浸在節日氣氛中的稚嫩軍官授課的內容 ,英軍首次有了針對叢林戰的全面性指南。沃爾斯利尤其重視疾病防治;白人士兵在當地的預期壽命不過一個月,當沃爾斯利詢問當地人還有甚麼該準備時,甚至得到了「棺材,其他你都不需要」的回答。當時歐洲人尚未明白微生物與傳染病之間的關係,認為瘧疾的發作源於沼澤或腐敗植物的毒氣,在潮濕惡臭缺乏氧氣的熱帶空氣中尤其容易傳播。基於這些認識,沃爾斯利隨時帶著氧氣計測量氧氣含量,還有軍官頭戴面紗過濾「毒氣」;行軍紮營時營地都徹底保持乾燥,供士兵休息的竹床遠離地面避免潮濕,營火則終日烈焰熊熊,好把空氣蒸乾。由於不曉得傳播瘧疾的媒介是蚊子,很少軍官攜帶蚊帳或使用防蚊液;但至少奎寧預防瘧疾的療效已是人所共知,每天早晨英軍士兵都在軍官監督下定時服用奎寧。士兵們還配發了遮陽帽與長筒釘鞋,更要緊的是把緋紅軍裝換成灰色制服,以免淪為叢林中的活靶;軍官則不讓配劍,另外發給劍刺刀(sword bayonet),以便於林莽中開路前行──雖然很實用,但也讓老派作風的軍官抓狂 。

17世紀日耳曼的戰鬥巫術

輔助攻擊的法術主要是加強士兵揮刀擊劍的效果,或者增進火槍命中的準頭。1577年,某個名叫Thomas Trummer的裁縫師傅因為偷竊死囚屍體的手指、絞架台的部分木片與一段絞繩而被逮捕;從留下的審判紀錄看來,他認為這些「法器」有助於賭博與射擊。兩年後另一個名喚Georg Schott的木匠因為切了一段自殺者的腸子被逮捕,據他的供辭,他從某本魔法小冊子中得知將死屍腸子燒成灰與火藥一同攪拌,拿來射擊就能發必中的百步穿楊。1617年針對當過傭兵的Job Körnlein的審訊,則提供了士兵施法幫助射擊的例子;從他身上搜出了的法器包括一根戰場上從土耳其戰士屍身切來的手指、陣亡者身上剝下來的一方人皮、他蒐集的一塊人頭顱骨和其他幾根人骨、死人頭上拔出來的子彈以及一段絞繩。根據Job Körnlein的證言,至少絞繩作法器是很差勁的,他把繩子纏在手臂上開槍的結果仍是一發也打不中。這些方法雖然已經很邪門,但還不在官方明白禁止之列;15世紀末成書的《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是紀錄女巫的各種邪法和說明如何識別、抓捕女巫的工具書,其中就提到惡魔的射手拿聖餐禮上的麵包或耶穌像當靶子;當天打中多少發,以後他就能在同一天射死多少人。

哥倫比亞的千日戰爭

千日戰爭是19世紀以來、哥倫比亞史上傷亡最大的內戰,大約有八萬至十萬人喪生,而當時全國人口不過四百萬 。戰後哥倫比亞更是瘡痍滿目。物價狂飆,1901年的食品價格六倍於戰前,1904年又再翻三倍;鐵路與河道運費分別漲了37倍、27倍,騾運則漲了56倍。同時期平均工資卻跌了三分之一,二十年後才恢復到戰前水準。貨幣貶值更是厲害,通貨膨脹了兩百倍,政府連印紙鈔的紙都用完了,一度將幣值印在糖果包裝紙上。與經濟災難一同到來的還有國恥。戰後恰好一年,由於美國的軍事介入,巴拿馬獨立,而哥倫比亞完全無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