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千日戰爭是19世紀以來、哥倫比亞史上傷亡最大的內戰，大約有八萬至十萬人喪生，而當時全國人口不過四百萬 。戰後哥倫比亞更是瘡痍滿目。物價狂飆，1901年的食品價格六倍於戰前，1904年又再翻三倍；鐵路與河道運費分別漲了37倍、27倍，騾運則漲了56倍。同時期平均工資卻跌了三分之一，二十年後才恢復到戰前水準。貨幣貶值更是厲害，通貨膨脹了兩百倍，政府連印紙鈔的紙都用完了，一度將幣值印在糖果包裝紙上。與經濟災難一同到來的還有國恥。戰後恰好一年，由於美國的軍事介入，巴拿馬獨立，而哥倫比亞完全無力阻止。

儘管在麻六甲遭遇到對手銃器的攻擊，在阿布克爾克的紀錄當中，造成葡萄牙人更大威脅的卻是毒吹箭。在首次攻擊麻六甲的行動當中，部分負傷者後來中毒而亡；而在另一次作戰中，負傷中箭的葡萄牙人大約七十名，除了其中一人用烙鐵生炙創口保住了小命，其他人全部毒發身死 。而在17世紀踏入東印度群島的荷蘭人也深受其害，不斷地收集箭毒與解毒劑的情報。在實踐當中，荷蘭人了解到人的糞便是最佳解藥，越是新鮮、越是熱騰騰剛出爐的效果越好。19歲開始入行，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效力十五年的日耳曼傭兵Johann Jacob Saar就提到他的兩個同事，一個木匠、一個水手曾雙雙中箭；水手立刻大了出來服下藥救回一命，而不幸的木匠則因為當場拉不出來一命嗚呼。其實他大可請求其他同僚提供方便。自然史家倫菲斯也提到一名公司的軍官靠著服下解藥帶來的劇烈嘔吐排毒，儘管中了四五箭，倒沒把命丟掉。英國人的情報則說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官會要求麾下士兵戰前準備、隨身攜帶個人排泄物以備不時之需。作為荷蘭人的頭號貿易對手，英國人對於能夠毒殺荷蘭佬的毒物興致盎然，在1660年代英荷戰爭正打得火熱的時候，倫敦皇家學會好幾回嘗試引進毒物作實驗，苦了一票試毒的阿貓阿狗。萬幸是這些致毒物質保存期限不長，不超過兩三年又對冷熱天候極其敏感，運回英國後大半都已失效，保得許多貓貓狗狗們撿回狗命再續貓生 。

嘉靖以後用兵，使用火籠等集束火箭破敵的紀錄，正復不少，「善用者長技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岳可推，況倭虜乎？ 」，其實就是西南夷也擋不住。萬曆十四年(1586)間明軍與緬甸交戰，當時就是「一時馬上火磚、火籠、火箭並發，光焰燭天，(緬軍)戰象盡奔騰，(緬酋)岳哈中流矢，傷明，墜象死。軍中自相蹂踐，死者不可騰數 」。而在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中，進取金子壩的明軍也是靠著「把總武定邦連發火箭三匣，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從傍殺入，賊遂大敗 」。倚仗著火箭打擊面大勢雄力猛，充當陣頭前先鋒破陣的號令，也就不足為奇，比如說萬曆初年曾省吾擊破四川都掌蠻，便是： 「都蠻自以為吾地阻險，(明軍)士卒必不能深入。…阿么兒等以滾木擂石當我軍(明軍)，我軍火磚、火箭、佛郎機、鐵菱角、百子銃、九子銃如雷電，弗能當。於是步兵鄭龍首奮，期曰『望見我火箭舉，而俱發。』士卒皆貫弓執矢，目逆龍；龍以火箭直衝蠻鋒，士卒萬弩俱發，諸蠻盡墮墜凌霄之下。 」

1887年以來職掌政壇、大權在握的首相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原本是個和平反戰的左派反對黨，但一旦政權在手，當家方知柴米貴，才恍然覺悟海外擴張正是拯救飄搖政局的一帖靈丹妙藥。在義大利人的支持下，原本就只是在名義上臣服衣索匹亞皇帝、實質上和義大利人眉來眼去、為了換取義大利人的槍砲保持中立、統治索阿的曼納里克(Menelik of Shoa)，在內戰中脫穎而出，成為衣索匹亞新一任萬王之王。作為回報，在1889年簽訂的烏恰爾條約(Treaty of Wuchale)中，曼納里克承認已被義大利實質占領的厄利垂亞主權歸屬義大利，而義大利不但要承認他的衣索匹亞皇位，還要保證槍砲彈藥的供應。登基後曼納里克二世才發現這條約不單純──在爭議的第17條中，衣索匹亞的阿姆哈拉語(Amharic)文本裡頭寫道，衣索匹亞可透過義大利進行外交活動，義大利文本卻把義大利的外交管轄強制寫死，衣索匹亞形同保護國，歐洲出版的地圖上明白標示著「義屬衣索匹亞」。當曼納里克二世向列強通告登基大典即將舉行時，他得到的回報是，既然衣索匹亞是義大利的保護國，他們不應該越過義大利單方面搞外交。

在古人的認知當中，烏龜是沒有雄性的，必須與蛇匹配交合。不過，至遲至明代，人們就發現從前人都搞錯了，烏龜其實是有分公母的。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卷四十五)： 「龜…雌雄尾交，亦與蛇匹。或云大腰無雄者，謬也。今人視其底甲，以辨雌雄。」發現烏龜當中其實有龜公，烏龜的名聲也就難聽起來。從明清的小說來看，大概將女人輸與外人陪睡，正與龜公把龜母陪睡蛇公雷同的緣故，這樣的男人就有了烏龜的醜號。好比說清代李百川的小說《綠野仙蹤》第二十三回，殷氏數落朱文魁，就罵道「我將來和你這混賬賊烏龜過日月，陪人家睡覺的日子還有哩！」

第二次色米諾爾戰爭是美國史上打得最久的印地安戰爭，前後長達七年(1834-1842)，同時也是耗費最大的印地安戰爭，戰費多達3,000萬至4,000萬美元，比聯邦政府一年總預算(2,500萬美元)還多。既是令美軍付出最多傷亡的印地安戰爭──美軍死亡1,466人，其中328人死於陣上，其他則死於疾病和惡劣的自然環境，傷亡率14%；而前後參與過戰爭的正規軍、民兵、志願兵超過了40,000人──，也是最不得軍心的戰爭，可能僅次於百年後的越戰。幾乎所有留下文字紀錄的軍官都質疑這場戰爭的必要性，不單是因為佛羅里達的大片沼澤地是否值得搶佔啟人疑竇，還因為亞熱帶叢林中的游擊戰距離拿破崙時期薰陶出的、想像中的恢闊戰場、勝利榮耀太遙遠。這種幾乎談不上軍功、沒有升遷榮景的戰爭吹起了戰時美軍軍官的辭職潮，僅僅在1835-1837年之間辭退的軍官就超過200人，相當於整個軍官團的18%。至於討伐軍的總指揮官更是年年更替，造就了雲集將星個個鎩羽而歸的「盛況」；前後七次主持大征的主帥：蓋因斯(Edmund P. Gaines)、史考特(Winfield Scott)、柯爾(Richard K. Call)、耶蘇普(Thomas Jesup)、泰勒(Zachary Taylor)、亞美士德(Walker K. Armistead)、沃斯(William J. Worth)輪了個走馬燈似的，差點把美軍最高階將官都輪替完了──蓋因斯、史考特、耶蘇普都是主將(major-general，今譯為少將)，而當時全美軍軍階到此的不過四位。日後在美墨戰爭中大放異彩的史考特與泰勒 ，在這場戰爭中也碰了一鼻子灰，不是被免職就是主動請求調職 。別一種意義上的損兵折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