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佚居

盛清時期儘管對外用兵不少，然而歷歷數來，只有準噶爾堪稱大敵，歷經康、雍、乾三世才徹底擺平。漠北、漠西用兵在窮荒絕域，為遊牧民族騎射手所擅勝場，自然不必申論；然而在清準戰爭的大規模戰役中雙方卻都採用步行的方式接戰，這就有點意思了。

還真有道士故作玄奇，把人送上天空之事：「朱衣道人，不知何許人；自言為明諸生。國亡，棄家入道，能作九州外夷語。冠玉冠、服朱服，嘗自三吳走蘇門，七日往返；寄人家書，有驗。嘗戲作紙鳶數十丈，坐二童子於鳶背，且給以金鼓鼓之，乘風吹去，高入雲霄。人聞其聲，疑是天樂。或有知之者曰：『此朱衣者，為明室支孫』。蓋隱其所姓，而告人曰明諸生。」

日軍之所以抵敵不住，或許是因為，在日本列島上長柄足輕未曾遭遇過以千為單位的騎兵突擊──日本戰國時代的列陣單位為「備」，一個「備」的人數在數百至千餘人之間，其下又分為數十乃至於百餘名鐵砲足輕、長柄足輕、弓足輕、乘馬武士等組成的旗組、鐵砲組、長柄組、弓組、馬廻(騎兵隊)等等。好比說壬辰之役中五島純玄的部隊全軍705人，僅相當於一個備，而戰鬥員僅有220人，乘馬武士才11人；在島津義弘約萬餘人的部隊中戰鬥員為4,200人，相當於兩三個備，但其中只有武士(即便全部乘馬)600人，其他則是300名「旗持」、1,500名鐵砲足輕、1,500名弓足輕與300名槍足輕(其中長柄足輕200名)。換言之，沒有完全由騎兵組成的、「備」這一級的單位。相較之下，明軍無論步、騎都以「營」為單位在調動，每營約有千餘至三千人(請參見附錄)，整千整千的是騎兵。

四億中國人口所撐起的清代財政，在規模上竟然只有英國的四分之一；而中國的人口(1841年，官方統計為41,281萬 )卻是英國 (184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為1,591萬 )的二十五倍──每個英國人貢獻給英國國庫的稅金平均是每個中國人的一百倍！

沃克的一生只有短短的 36 年，但這 36 年寫成履歷表可不得了。 1824 年出生於田納西州， 14 歲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 Nashville 大學畢業，之後又遍訪歐洲，遊學海德堡、愛丁堡、巴黎等大學；回國後就讀費城大學， 19 歲時取得了醫學博士學位。開始感到厭倦的他棄醫從法，前往紐奧良學習法律並開始實習，但律師生涯遠不能滿足他，接著又拋棄法律事務，執筆接連辦起了幾家報紙；在新聞與法學職涯來回擺盪的中間，他穿越西部前往加利福尼亞，與人進行了至少三次決鬥，其中兩次都身負重傷。

大型艇不但武裝厚重，適航性也較佳，可航行的海域較廣，佈署上比較有彈性，幾乎都作為軍用；其尺寸實際上與17世紀前半荷蘭海軍的一般戰艦沒有區別，可搭載的火砲多達40門(其中一門指向船頭前方)，人員125名，噸位不輕，使得VOC在東印度維修這類船舶時碰上不少麻煩。其大艦巨砲帶來的威脅與防護也不小，大型艇初次抵達日本就被幕府當局告誡不得再來；甚至是亞洲本地船家，也希望自己的貨物可以由安全有保障的大型艇來販運 。1661年，在大員與明鄭交戰當時最大的荷艦Hector號(540噸)便屬於這一級別 。

不過，引港官李順之所以在歷史上留名，主要還不是因為他的水文專業，而是討海人當中流行的信仰與禁忌──牛頭不對馬嘴，李順回答的不是水程港路，而是羊山歷來傳說有龍王坐鎮，過往船隻可以暗裡獻祭，不可大張金鼓，以免驚動龍王，平安不保；鄭成功偏不信邪，沒和龍神打聲招呼便放炮鳴金，結果還真的引來一場風暴，艦隊損失泰半，北伐計畫整整被推遲一年。國姓的鐵齒不信成就了李順的鐵口直斷。

規模最大、時間最久、最成功且慘烈的，則是墨西哥獨立後(1821)，接下來打了半個多世紀的「階級戰爭」(the Caste War of Yucatán)──戰事起於1847年，官方紀錄上結束的時間點是1901年，而最後一批武裝團體停止抵抗是1930年代的事。

巴拉圭以一國橫挑南美巴西、阿根廷兩大強鄰(以及烏拉圭。因此這場戰爭通常也稱為三國同盟戰爭)而沒有被立即碾壓，戰事且橫亙六個年頭，直至巴拉圭幾乎亡國滅種而後已，程度之激烈在南美、甚至世界歷史上都屬少見。

在夏卡的王廷上，即便是擤個噴嚏打斷他的話，或者在嚴肅場合使他笑場，都可能被夏卡大腕一揮拿下處死。由於夏卡的暴虐日甚一日，出於恐懼，他的兄弟們聯合起來，用夏卡自己發明的長矛將他刺殺了。

與明代人所想像的相反(或許也與現代許多人所想像的相反)，晚明與明兵交手的女真人，或者說是努爾哈齊麾下的建州女真，其得意戰技不僅僅是騎射，下馬步戰更是一絕。徐光啟說：「奴之步兵極精，分合有法；而談東事者但以為長於弓馬而已。總由望敵先奔，至於今未能知彼故也。」

華人典型的同性戀關係中欣賞的並不是男性的陽剛，而是在被欲望投射的男性身上發現比女性還要女性的柔媚氣質。這點在當時一些形容男同性戀的文學作品中不但多有反應，在當時的海商、海盜之間亦不例外。「小名鳳姐」的鄭芝龍就是個例子：「…飛黃(鄭芝龍號)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張麟白《浮海記》描述的更為露骨：「有李習(即李旦，小名習舍)者，巨商也；往來日本，與夷狎，遂棄妻子，娶於夷。芝龍少年姣麗，以龍陽事之。」   

在對付荷蘭人時，使用之前必須卜算一番預知吉凶的習慣作法，卻使得鄭氏的水師遲遲不能發揮重砲的威力：「國姓有兩艘特別的戎克船，在這兩艘戎克船上有四門大砲，這些大砲被他們當作神明那樣供奉，這兩艘船每次都一起上陣對我方的船隻作戰，但那些大砲都不准發射，使他們非常傷心，因為他們每次擲籤(lot)求問可否發砲時，掉落下來的結果都是禁止並勸阻他們發射大砲。」

────清廷耗費巨資建設的防禦工事自此全線崩潰，總共只撐了兩天時間。當瓜洲地面的陸師決戰也以明鄭的勝利告終後，鄭成功揮兵深入，水師溯江而上，軍鋒直抵南京城下。連戰皆捷，一路上意氣風發的鄭成功不禁賦詩一首，寫下〈出師討滿夷自瓜州至金陵〉： 「縞素臨江誓滅胡，雄師十萬氣吞吳。試看天塹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沒有料到接下來迎接他的是生涯當中最慘痛的挫敗。

────伊巴德派仍然堅持主張領導人由選舉產生，主張伊斯蘭領導人應由公眾選出而非世襲，並且強調推翻暴君是穆斯林的權利與義務。雖然暴君必須推翻，但如現實情況不許可，暫時容忍暴政也是允許的。對於政治的思考促使伊巴德派更重視思辨而非信仰 ── 與基進的伊斯蘭教派不同，伊巴德派對可蘭經文採取的是象徵性的詮釋，而非僅從字面上來理解；他們在神學理論上也比較接近穆爾太其賴派 ( Muʿtazila) ，相信自由意志，認為歷史並非全為真主命定 ( 暴君當然也不是 ) ，個人必須運用理性來行動。這樣偏向於啟蒙、理性思辯的宗教思維無疑大有利於阿曼對外部世界的開放。   

明軍大型戰船未及參戰的現象及其原因已如上述。假如閩廣海船來得及參戰，那麼會是如何一番光景呢？雖然這是假設性的問題，但在丁酉再亂結束後不久。恰好有現實案例可供參考。1604年，一艘大型的黑色倭船出現在唐浦，朝鮮三道水軍統制使李慶濬率領麾下二十八將前往堵截，其中一些將領如申汝樑、魯鴻等人都是曾與李舜臣並肩作戰的宿將。在朝鮮水軍的圍攻之下，無風難以行駛的倭船遭到雨點般的炮射矢擊，最後著火焚毀。為紀念此役大捷，申汝樑、魯鴻各自留有一幅〈唐浦前洋勝捷之圖〉。魯鴻的戰績圖流傳較早，1975年已刊行，稱為魯氏本；申汝樑的戰績圖則是1987年首次公開，也就是所謂的申氏本 。

明代的女真部落與中國北方歷來所謂的「游牧民族」不同，他們生活的環境山林繚繞，經濟活動以耕獵為主，畜牧業反而沒有同時期的蒙古發達。三大女真(野人、海西、建州)中的建州(即後來建立清朝的滿洲)女真尤其如此： 　　「建州於東方夷部獨居中，據要害。…其地阻萬山，林木蔽天，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騎不得成列。大抵女直諸夷并忍詢好鬥，善馳射，耐饑渴；其戰鬥，多步少騎。建州尤負固，解耕紉，室居火食，有華風。」

明代中葉以後，衛所逐漸廢壞，腹裡衛所軍丁多不任戰，遠征長征的大軍中土兵所佔比例越來越多；衛所軍的弱點在嘉靖年間的倭寇大爆發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土司兵趕場救急，角色也越發吃重，許多西南土司都被遠調至東南沿海一帶應援，在抗倭戰役中大放異彩。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王江涇大捷，便是永、保二土司大顯身手處。《明史》是這樣描述的：「及王江涇之戰，保靖掎之，永順角之，斬獲一千九百餘級，倭為奪氣，蓋東南戰功第一云。」

1901年Ralph Payne-Gallwey曾經以保存下來的、大約1500年左右在熱那亞製作的鋼弩，射出大約450碼(411公尺)的距離，所用的弩擔張力為1,200磅(544公斤)。Ralph Payne-Gallwey所測試的其他中世紀晚期鋼弩，射程大約就在370-380碼(338-347公尺)之間 。張弩所需的1,200磅重量是很驚人的，2015年，Andreas Bichler依古法製作了張力達1,276磅(579公斤)的十字弩，在張滿時所積蓄的能量相當於1,277焦耳，射出時弩矢所挾帶的能量高達488焦耳，與9釐米魯格爾(Luger)手槍的子彈脫離槍口時的能量幾乎不相上下 。相對來說，宋弩張滿遠不到1,200磅(544公斤)。  

滿之章所設計的載具不但獨樹一幟，而且從簡略的傳文看來，與王徵一樣，他也很熱切的想將自行車軍用化，甚至能搭載火砲以為戰具。有明以來製造戰車搭載火砲的構想一直非常盛行，但以蒸氣(或者火藥)作為戰車動力的發想，恐怕只有滿之章一人嘗試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無來者，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其發明太過先進，超出當時工匠普遍的技術水準而難以流傳，另一方面也和滿之章最終殉國，身後無傳人，相關著述也未能流布有關。順治九年，得到永曆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僉都御史、總督江北五省恢剿」的滿之章，名不副實的帶著四十多人突襲寗海州城南門，被清守軍直接殺敗，人則直接被活逮，死於獄中。在他的最後一役中，並未能見到什麼奇技淫巧神兵利器發揮扭轉乾坤的奇效，就這樣又翻過了中國技術史的另一頁。

對真正海上交通的無能為力可能也限制了越南艦隊的發展，尤其是南方的阮氏。當時東亞主要的銅出口國是日本，其出口的70%是流向臺灣(明鄭)、東京(北越鄭氏)、暹羅，主要用途不外乎鑄砲。由於1636年以後日本鎖國越加徹底，荷蘭人成為唯一能夠開展對日貿易的歐洲海商，與荷蘭人敵對而與葡萄牙人結盟的阮氏政權既然沒有遠洋艦隊，如何確保鑄砲原料的穩定供給是個大問題；1631年在阮氏國都順化建立起的鑄砲場難為無米之炊，艦隊的艦砲可能沒有著落。值得慶幸的是其長期盟友葡萄牙在澳門的鑄砲場正好完工開業(1627)，為包括南越阮氏在內的周邊政權提供了東方質量最高的一批火砲。而荷蘭人之所以沒有對南越阮氏採取銅禁運，甚至在1635年以後大批傾銷日本銅幣到南越(品質較劣的都被用做鑄砲原料)，和當時東亞海外貿易商之間的勢力均衡有關──銅幣傾銷正是明鄭在南越的一門好生意。由於未能取得日本銅的貿易壟斷權，荷蘭單獨進行禁運只是肥了明鄭的荷包，而荷蘭人無論是施展和平或戰爭手段，最終都未能透過競爭擊敗明鄭、獨佔東亞的海外貿易份額。東亞帆船貿易兩大勢力間的均勢替南越阮氏減輕了不少軍備壓力。

沐浴在風霜雨霧雷雹當中，耳聞許多靈異，親歷種種巧合，似乎讓前線將士感到與其角鬥的不僅僅是現實中的敵人，同時也在進行著一場超現實的攻防。首次金川之役中沒請來終南山道士的五雷法，二次金川之役倒是請來西藏黃教僧侶來與紅教喇嘛打對台，「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在前藏後藏聚集喇嘛四萬餘眾，諷經百日，以彰 天討所加，人心無不效順」。但是應對紅教喇嘛妖術，還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更為絕妙。

劉綎手中這把大刀在他東援朝鮮禦倭時，《朝鮮宣祖實錄》中說他自用的還只是「七十斤偃月刀」；到王在晉拜訪他時則變成劉綎能夠「隻手高擎，刀重百斤」；等到劉綎死後、《明史》成書時，〈劉綎〉傳中的大刀重量已經膨脹到「所用鑌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名聲越是出彩，越是失真，人物本身就越是傳奇。

雖然燧發槍的啞火率約三分之一，比火繩槍的二分之一要低 ，但在威力與射程方面則不比火繩槍高明多少，因此儘管在所謂十全武功之一的緬甸之役吃了大虧，遭遇到西方人所造燧發槍的清朝將士並不認為自身武裝屈居劣勢，「緬匪用的是自來火的鳥鎗，打出來不如官兵的鎗打得遠」。

《武備要略》裡頭則是如此說明毛葫蘆兵的箭筒：「箭筒以竹為之，兩頭存節，比箭略長寸許，上邊開一口如腰子樣，以箭出入無礙為率。因竹見風多裂，今河南兵取鹿陰囊皮上下包裹，故稱毛葫蘆兵者此也。今以牛皮為之更妙。」也就是說河南一帶的兵丁為了防風防龜裂，在箭筒外罩的不是別的，乃毛茸茸鹿陰囊皮，毛葫蘆之名因此不脛而走。

若與大約同時期的西方海權相較，我們可以發現明鄭確實有其分量。在1658與1683年這兩個時間點上，鄭氏分別擁有總噸位約達92,736與68,220噸的艦隊；若與英、荷兩強權來做比較，這兩個國家的戰列艦總噸位在1660年分別約為88,000、62,000，而在1685年則分別為128,000、102,000噸，比之明鄭衰敗期要勝過一籌，而與極盛期的明鄭難分軒輊 。 

鄭芝龍的對手不僅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原本與他稱兄道弟的海盜劉香不願像他一樣歸順明朝，兄弟鬩牆，與荷蘭人聯手一道對付鄭芝龍。不用說，鄭芝龍的新銳炮艦也是用來對付兄弟的：「職(曾化龍)猶記粵東與鎮臣鄭芝龍破劉香時，閱其戰艦，堅原如鐵城；每船可安置大銃二十四位，砲聲一發，裂雲穿浪，卒成馘陣之功。」

清代《兵技指掌圖》中的藤牌兵。虎衣似乎是清代藤牌兵的制服，儘管像是《平定臺灣得勝圖》〈攻克大里杙賊巢〉等圖中也有穿著普通的藤牌兵。不過從史料當中也有「賊(指鄭成功)兵均身披棉被，虎皮紋身，手執生牛皮、藤牌者甚多」 的記載看來，作為制服的虎衣似乎是明鄭時期就已開始出現其原型了。

鄭成功北伐南京前夕，號稱「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銕(鐵)人八千」 ，部隊番號中也可見「鐵騎鎮 」、「驍騎鎮 」、「驍騎左、右鎮 」、「北鎮 」(以騎馬騎射的北人為核心，故名)等名目。那麼鄭成功的騎兵實力究竟如何，是否真的有五千之眾呢？有幾個理由可以直接否定這個數字的真實性 。一是鄭成功為了剋制騎兵而實行的戰術必須殺傷敵馬，使得在戰場上繳獲堪用的乘馬極為困難；二是閩廣一帶極為高昂的馬價也使得購買馬匹、維持騎兵極不現實；三是以船隻運輸馬匹時的承載限制；最後，閩海沿岸地帶山多路窄，並不適合騎兵驅馳，縮限了騎兵出馬的舞台。這四者制約了明鄭騎兵的規模。

所以鴉片戰爭中的三元里事件之所以成為英軍極少數吃鱉的交鋒之一(只算吃鱉，因為英軍的戰損微乎其微；中文文獻把英軍的損失乘上了十倍 )，原因很簡單，使用燧發槍的英軍因為雨天潮濕，燧發裝置打不出火星。